爭勞權 打破箝制的工運史(上)|看見台灣五十年|華視新聞雜誌

台北市 / 李宜庭 採訪/撰稿 徐森城 攝影/剪輯

勞工運動代表人士毛振飛說:「對我來講,每一場都是我很大的抗爭,工時的抗爭,甚至我跟著關廠工人的抗爭,對工人來講就是,他拚一場,搞不好會改變更多的東西。」長年站在街頭抗爭的第一線,他是今年71歲的毛振飛,台灣勞工運動代表人物之一。毛振飛說:「我今天假如沒有,經過煤礦的東西的話,就是我抬過我弟兄,死亡的弟兄,然後我自己也被抬出來過,我會不會價值觀會不一樣,有可能,就是那個人壓死,我把他抬出來,我到現在還能感覺到,他的手是有溫度的。」

帶著華視鏡頭深入礦坑,道出艱辛輝煌的採礦歲月,毛振飛1970年代曾當過六年礦工,入礦坑宛如賭命,更讓他深刻體會勞工的卑微,淬鍊成生命的養分,30歲時他轉職考進桃園航勤維修部,往後投入籌組工會,爭取勞工權益,並見證台灣數十年來的辛酸工運史。毛振飛說:「到了機場的時候,精神上的壓力非常非常大,他完全是軍事化的管理,周圍的人都互相監控,主管就跟我們講了一句話就是,不好好做明天就叫你走路,煤礦再怎麼辛苦,它是肉體上的辛苦,可是(桃園航勤)那個時候,你看得到就是說,有很多不公平的東西。」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說:「戒嚴時期一切都被壓抑著,彷彿不存在勞工運動,工會是溫順的被馴化的,那當然1987年的解嚴,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們把那個時代叫做,社會運動狂飆的年代。」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教授李健鴻說:「在美國壓力下,通過的勞動基準法,讓很多權益受損的勞工,他們有一個合法的根據,跟政府或雇主訴求,解嚴前期已經開始,有自力救濟運動,然後到解嚴的那初期,冒出了非常多的,我們所謂的自主工會運動。」

1980年代,政治箝制、社會噤聲,直到1984年《勞動基準法》通過與施行,長期忍受不平等勞動環境的基層勞工,怨懟終於爆發。1988年2月,過年期間,桃園客運產業工會,率先發動客運業首次大罷工,要求改善不合理的薪資與休假制度。5月1日,台鐵司機員,抗議政府部門違反《勞基法》規定,苛扣加班費,以「集體休假」名義罷駛,罷工人數高達1400人,鐵路運輸癱瘓,震撼全台。1988年5月1日,一位火車駕駛員,在鐵路局人員的說服下,勉強地答應從台北,開出一班自強號火車前往高雄。

李健鴻說:「當時的政府,行政院人事單位他們認為,火車司機就是公務員,不是勞工身分,不適用勞基法,所以他們火車司機員,就成立一個聯誼會,就類似自救會,這一件事情影響非常地重大,為什麼,他是公營事業,尤其是交通事業。」1988年,堪稱工運史上的關鍵時刻,為往後一連串籌組工會,與前仆後繼的罷工潮揭開序幕,新營客運、苗栗客運、高雄客運等員工,都曾發動抗爭,集體的力量,更讓交通運輸罷工,從個人權益擴大到挑戰體制的改變。

李健鴻說:「基隆客運罷工一開始,也是為了本身的薪資跟工時,在那一個抗爭過程發現,哇原來我們的勞動法令,是有限制很多,要組一個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要轉向,轉成修法跟政策修改,這個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轉折。」跨入1990年代,產業出走、資金外移,導致大批工人面臨失業,也為台灣帶來另一波勞工抗爭浪潮。

李健鴻說:「很多關廠的老闆,他們覺得勞基法通過以後,勞動成本變高,關廠的重要目的是什麼,廠房土地賣掉可以賺很多,拿到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去投資再設廠。」毛振飛說:「中壢工業區,或是那個龜山工業區,裡面很多的紡織廠就是,一夜之間就關掉了,你聽那個故事就非常感傷,就是有一天老闆,就帶你們出去旅遊,出去旅遊兩三天回來,工廠整個搬光了。」

1990年代,全國關廠工人抗爭潮,遠東化纖新光紡織,聯福製衣東菱電子等工廠,皆惡性倒閉,林佳說:「第一波(勞工運動)就是,我剛剛說的,解嚴前後期的那個維權,我要勞基法的權利,那第二波是我老闆不見了,那老闆欠我的錢,該給我的資遣費退休金,該不該給我呢這是第二波。」數家關廠失業勞工,組成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當年毛振飛跟隨工運前輩曾茂興,一同替工人發聲。

但和平訴求不成,示威手段轉趨激烈,更一度臥軌抗議。毛振飛說:「臥軌只是這樣的前面的,所有行動中間的一段,前面他經過非常多的抗爭,他去勞動部絕食埋鍋造飯,到立法院抗爭,所有該走的路子都走光了,走到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才用最激烈的手段。」已歿勞工運動代表人士曾茂興說:「採取這種方法,可能會吃上官司,那這點都沒有考慮到嗎,哈,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死都不怕了,還怕官司。」

解嚴前後,勞工運動史上一連串血淚行動,從小工人的勇於發聲,再到擴大串,也替後期21世紀的台灣勞動環境,打下改變的基礎。林佳和說:「2000年阿扁執政之後,開啟了我剛剛說到,勞基法特別法時代,很多法律都是誕生在那幾年,勞工運動又找到了一個新的動力,是嫌政府改革不夠,或改革方向不對,這是我們說的解嚴後,我把它稱為第三波勞工運動。」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說:「1980年代末期的時候,你會看到一個趨勢就是說,幾乎每個各行各業,每一種身分的人都有意見,在大學裡面,學生他們要求要自主,校園不能有審查言論,然後比如說婦女,有抗議職場上的不平等,你可以看到說那時候的不滿,其實一致性地爆發出來。」

而台灣的農民也在社運史上寫下紀錄,1980年代台灣農家所得偏低,政府宣布擴大開放農產品進口,農民的不滿與質疑接連爆發。農民運動代表人士林豐喜說:「那時候的農民收入,一年沒有超過23萬,但是那時候普遍的公務人員,跟一般的收入,已經那時候的年代,那時候那個年代,已經超過28萬到32萬了,所以不能比較嘛,一比較的時候就公平性,就差出來差異就出來了,所以那時候的抗爭,就是這樣來的。」

1988年5月20日,全台5千多位農民齊聚台北,是台灣戰後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但原定的和平抗爭,演變成嚴重的流血衝突。民主運動影像紀錄者邱萬興說:「當時我就站在,(總指揮)林國華的宣傳車上面,哇看到一批鎮暴,四五百名就整個鎮暴部隊,就衝出來了,就看到農民就打,鎮暴車消防車,整個把農民驅離掉,就噴水這樣噴就驅離,那個很震撼。」

「五二o事件」130多人被逮捕,90多人遭到移送法辦,這一場農民運動,也牽動著台灣經濟發展脈絡。何明修說:「是個非常流血大衝突,那農民你會想說,過去從土地改革之後,他們從來沒有聲音過,但是在那時候突然大爆發,也是因為台灣農村有很多問題,農民保不到沒有保險,不像勞工一樣,所以當初比如說520(農運)的,訴求就是說他們要農保,所以很多大家其實心裡,本來想要爭取的東西,以前不敢講的,那時候就順勢講出來,而且是非常非常激進的方式。」

原住民族也並未缺席,1988年8月25日,近兩千位原住民身著傳統服飾,在台北街頭示威,這是第一次「台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還我土地運動遊行總領隊夷將.拔路兒說:「憲法裡頭的兩條,168跟169條規定得很清楚,政府應該怎麼樣扶植,跟保護原住民的地位跟權益,但是這四十年來,政府這一些措施都沒有做到。」原住民訴求土地正義,也醞釀了後期的「正名運動」,和「還我母語」的抗爭行動。

而當年帶頭上街的台大畢業生夷將.拔路兒,如今已經是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從社會運動戰將,步上從政之路。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兒說:「我們唸小學國中,在那個年代裡面,我們原住民也都被教化成說,我們也都是炎黃的子孫,我們是從大陸來的,可是在民主的浪潮裡面,經過我們自己的反省之後,發現不對啊,我們的祖先說,我們不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所以我們對這個台灣的認同,跟民族的認同,就有一些很重大的改變。」

何明修說:「抗爭很多時候,當然會帶來,很多衝突跟負面代價,但是很多時候,它其實是社會改革的,必要的一部分。」社會意識抬頭,壓抑已久的民眾力量瞬間迸發,人們走上街頭,和國家體制衝撞,改革與訴求不一定成功,但勇敢突圍,將為台灣帶來轉變與進步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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