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外文摘：秦剛一代寵臣 為何莫名失蹤？

（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上報”發表文章《處理秦剛方寸大亂，中共外交逼入窮巷》，作者顏純鉤認為，秦剛犯的一定是嚴重政治錯誤，否則不必搞到生死不明的地步。既然是嚴重政治問題，一定早就掌握充份證據，不會把人抓起來才慢慢審，讓整個外交部大亂，變成國際笑話，使自己處於被動尷尬的地位，這都是常識。習近平缺乏危機處理的基本智慧，又沒有預判形勢的先見之明，只好硬著頭皮拖下去。但再怎麼拖，總有一天要面對，晚解決不如早解決，這是基本常識，可惜習近平連這也沒搞清楚。

文章說，秦剛問題無解，習近平卻忙於見基辛格和杜特爾特兩個過氣政客，真是舍本逐末不可理喻。秦剛日後絕無機會再回外交部，既然遲早都要解職，干脆宣布秦剛離職接受調查，同時委任一個代理外交部長，事情就塵埃落定，各人去做事，外界也沒什麼好圍觀了。至於秦剛的個人命運，還會有人關心嗎？如此簡單的危機處理，卻要活生生演成一場國際外交災難，這也只有習近平才做得到。

作者指出，秦剛一代寵臣，莫名失蹤，更將大大打擊中共高級干部的士氣，人人自危，豈有心思認真打拼？外交上倒行逆施，搞到裡外不是人，誰又會認同習近平的領導才能？

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傲慢卻又脆弱？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為何他們認為中美難免一戰》，作者Carlos Lozada說，美國與中國的全方位競爭最近已催生了一大堆關於爆發武裝沖突可能性的書，其中還有大量如何先發制人的建議。如果說“誰丟掉了中國？”是冷戰初期美國憂心忡忡的問題，那麼“誰輸給了中國？”有可能成為它的當代變體。華盛頓和北京已打了五十年的交道，其間既有美國的單極耀武揚威，也有中國崛起為經濟超級大國，許多此類書籍都聲稱，這個時期已經結束，兩國現在正走上可能導致戰爭的“碰撞路線”，盡管它們給出的理由各種各樣，有時甚至相互矛盾。

美國企業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和邁克爾·貝克利2022年出版了《危險地帶》(Danger Zone)，這本書的開篇背景就是中國在2025年初出人意料地入侵了台灣。文章介紹研究者布蘭茲和貝克利的觀點時說，他們相對不那麼固著於習近平身上。他們認為中國的修正主義計劃早在這位中國最新領導人出現前就已經存在。他們寫道：“美國面臨的是中國問題，而不是習近平問題。”但他們可能會認可記者王春翰的報道。文章引述《華爾街日報》記者王春翰寫道，通過將如此多的權力和控制集中在自己身上，並利用恐懼進行統治，習近平“可能已成為他建立中國超級大國的過程中最薄弱的一環”。國家官僚機構由於害怕讓習近平失望而變得裹足不前，任何潛在的繼任者都很難領導這個全靠某個個人來注入活力的政黨。“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傲慢卻又脆弱，大膽但不安全，”王春翰總結道。“它是一個急於成為超級大國的國家，渴望征服世界，同時又憂心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海外港人正在經歷“社會性死亡”？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網絡媒體“歪腦”發表文章《自述：四年過去了，“元朗黑夜”還重要嗎？》，作者Galileo說，即使在海外的人有著強大的能動性，能夠不斷舉辦游行及抗爭，但卻無法直視留在香港的人所經歷的掙扎與嘗試。最極端者，甚至會批評留港者是愚蠢的，網上論壇連登甚至發展了一個新的詞匯：“留港撚”。在這個視角下，縱然在海外的人一直稱自己記掛牆內的朋友，但他們缺失的，是一個與自己構成連結的方式：他們無法直面，原來自己某程度上是無力的，生活仍然是要過的；而過生活，或多或少會削減自己與香港的連結，增加與海外土壤的扣連。牆內的朋友基於溝通的難處，他們的聲音、意見、理念很大機會只能單向地被牆外人解讀，難以即時反駁或討論。

文章說，時空的差距慢慢形成了一種奇異的距離：牆外的人將記憶詮釋的權力奪走，牆內者被貶成史碧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筆下那個難以言說自己、失去主體性的屬下階層（subalternate），也許這即是所謂的“社會性死亡”。皆因其存在面向被異化（alienated），亦被強加成一個無法自主離開香港的人，變成一種被凝視的他者。不斷強調自己記得，同時又異化仍然留守香港的人，往往只是重復地強調仇恨，卻是無法更進一步走下去，建構一個成熟的離散群體（diaspor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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