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外文摘：脫口秀風波中的國家暴力

（德國之聲中文網）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脫口秀行業風暴：“中式”冒犯，國家暴力認同，與“審查外包”》，作者沈度指出，在脫口秀演員House（李昊石）在表演中提及 “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引發的輿論熱潮中，一個可怕的信號是，在相當規模的網民對於軍隊、對於民族國家概念、對於絕對秩序和絕對服從的條件反射式的捍衛中，在那些可以即刻觸發煽情機制的語言習慣中，在捍衛解放軍不可褻瀆時仿佛與體制合而為一的時刻裡，我們能清晰看到聲勢越來越浩大、無從質疑甚至無從不配合的，對於作為一套壓迫系統的國家機器、對於國家暴力尤其軍事暴力的無條件認同。

文章說，恰恰因為日常生活中的壓抑、焦慮、憤怒不斷累積而無處宣洩，同時幾乎已經不存在有效公共討論讓人理解壓迫從何而來、憤怒本該導向何處去、有尊嚴的生活究竟意味著什麼、作為公民的我們還可以爭取什麼抵抗什麼，而宣傳機器那些無孔不入而且仿佛環環相扣的故事則近乎封堵了從另一個角度認知世界與自己的可能——於是壓抑與憤怒被無縫轉嫁到國家需要的敵人，焦慮則成就了對於強權的諂媚。對於官方通報的無條件信賴與合理化，對於吸毒的無死角歧視，又或者考公成為潮流、“廳局風穿搭”成為婚戀市場新偏好，都是同一棵樹上結出的不同果實。

“文革”留下的政治創傷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中國不能抹去文革十年》，作者Pamela Paul說，在記者布蘭尼根的新書《紅色記憶——文化大革命的後世》(Red Memory: The Afterliv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注意到，在習近平治下，中國對“文革”歷史的遮掩愈發嚴密——隨著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大，這一跡象令人對它的政治健康深感憂慮。

文章說，無所不及的“文革”留下了政治創傷。“沒有一個工作單位能幸免，”布蘭尼根寫道。“沒有一個家庭是無辜的。用‘同謀’來形容都過於輕巧——同志之間、朋友之間、夫妻之間、親子之間互相告發背叛。一個人可以通過這種背叛飛黃騰達，直到時代大潮再次改變方向，曾經的受害者開始反擊。這種親密關系的背叛和政策的突然逆轉撕裂了中國文化的全部肌理，將儒家的孝道倫理和更新式的共產主義博愛承諾盡數推翻。”

文章指出，當美國人談起文革，討論的內容往往是關於集體思維和烏合之眾的興起，以及Twitter上和大學校園裡的表演型憤怒。相似之處當然存在：政治領袖在煽動文化戰爭，極化思維將意見分歧的範疇縮窄至盟友與異端的能指，媒體也更願意高喊口號而不是帶動深刻討論。但布蘭尼根的著作提供了同樣重要的警示：忽視或扭曲歷史會招致怎樣的危險。

“在西雅圖的背後看見新疆”

台灣“風傳媒”發表文章《在西雅圖的背後看見新疆，在新疆的背後看見台灣》，作者閻紀宇說，新疆議題近年一直是國際新聞熱點，盡管經常被視為美中新冷戰較勁的籌碼，但普世價值的終極關懷更為重要；地緣政治、務實政治（realpolitik）的操弄算計不應勾銷血肉之軀的痛苦掙扎，尤其是弱勢族群的血肉之軀。更何況新疆議題還涉及許多超越地緣政治、大國博弈且意義深遠的面向。

文章說，《新疆再教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作者拜勒（Darren Byler）揭示另一項影響深遠的事實：對於這樣一個超高效能執行力、定期更新軟硬體與資料庫的數位圍場，歐美自由民主體制孕育出的高科技業者（此外還有歐美政府2001年之後的反恐政策與反恐戰爭），在有意無意之間透過人才培養、技術輸出、資本募集等管道成了中國幫凶，也就是作者所說的“在西雅圖的背後看見新疆”。從科技公司舒適先進的辦公室，到流放地擁擠惡臭的牢房與奴役工廠；從訓練精良全心投入的程式設計師與工程師，到不見天日哀哀無告的再教育營“學員”；兩個世界看似天涯，其實咫尺。歐美國家已開始亡羊補牢，只恐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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