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外文摘:顛覆政權在香港也成了「口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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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端傳媒》發表文章《中港行動者對談:香港大解散?不能讓政治否定公共的價值》, 指出國安法之後,香港多了國家安全相關的罪名,比如47人案中很多被告“顛覆國家”,另外也有人被告“煽動分裂國家安全罪”。而這兩、三個月,“煽顛”在大陸的使用也擴大到了像獨立記者黃雪琴、勞工NGO王建兵、或年輕學者方然身上。

對談者認為,確實是有一個趨勢,以前這些罪名都用於很具有對抗性的行動,比如說法輪功啊、沖擊國家機關啊、一些直接挑釁的行為,強烈反對政府合法性的,才會引用這個罪名。但是近幾年,他開始打壓沒有那麼強烈地去挑戰現有政權合法性的一些個體,不管是思想上或是個人。有些人只是倡導去某個理念,但是他並不是去直接挑戰整個合法性,但他就會被認為是“顛覆國家政權”。如果你關心的是比較偏泛公民社會類的民間自主組織,不是具體議題,而是偏公民社會類的這種社群組織,都會被認為可能是挑戰它的正當合法性。對於活動人士來說,“顛覆國家政權”成為一種“口袋罪”。

對談者說,以前香港的統治是基於一種協商性的政治,一個ruled by negotiation,在不同政黨、利益之間需要中間人去調和,扮演利益上溝通的角色。香港政治現在是基於恐懼的管制,變成一個ruled by fear,不再有政治上的這種協商,這個機制就被國安所替代。

美中關系“畫風大變”,對台灣而言不是壞事?

台灣《新新聞》發表文章《美中各自內在壓力讓兩國關系步上和緩新階段》,作者黎蝸藤認為,9月以來,美中關系“畫風大變”,從極度緊張開始出現緩和跡象。

文章認為,光看中國的戰狼話語會覺得美中勢不兩立,但這種話語有不少對內宣傳的成分,並不一定如實反映高層對美立場的強硬程度。以“兩份清單”為例,在談判中不可能沒有各自的問題列表。在談判中提出清單並不意味著對談判對手有多強硬,反而高調公開和宣示清單才是戰狼行為。這種行為明顯是給國內民眾“打雞血”提振民心用的,而不是針對對手。當然,這種效應外溢到影響美國的對中政策,讓拜登不得不強硬,這未必是中方所願。

作者認為,中美兩國都面臨各自的內政問題。中國近期最重要的兩個事件都牽涉到江澤民、習近平內鬥:一個是對“刀把子”政法系統高層的清洗,原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和原司法部長傅政華雙雙落馬。一個是中共“打土豪”之舉,即以“反壟斷”和“三次分配”為名,打擊以網路產業為主的一大批高科技企業。它們原先都是“中國人民的驕傲”,現在一下子人人喊打。這些企業──特別是阿裡巴巴──都是江澤民時代成長起來的,也大多帶有前朝官宦的白手套之嫌。習近平對他們開刀,既有不允許功高蓋主、不讓私企做大的成分,也有打壓前朝的成分。

文章說,在經過長時間的美中緊張對抗之後,美中關系正逐步緩和,這符合兩國目前的利益,也有助兩國解決各自的國內問題,至於能緩和到什麼程度,將視乎雙方的互動。台灣將會在這個時期內保持穩定,這對台灣而言不是壞事。

中國自由派應該和各國難民同聲共氣

最近以來,美國邊境巡邏隊暴力驅逐來自海地的難民一事傳入中國互聯網,獲得中國網民的普遍贊。台灣《上報》發表文章《難民問題與中國大陸的反難民情緒》,作者王慶民認為,以目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況(尤其普通國民的人權和生活狀況)及對外關系,自然是不適合主動接收難民的(被動接收早已經存在了,來自朝鮮的“脫北者”就是),或者起碼不適合大規模主動接收難民。一個國家當然首先還是要維護和發展好本國國民的人權,要讓自己國民過上有尊嚴和基本權利及生活保障的生活。但是這不意味著未來中國社會和人權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還不應接收難民,更不應該對歐美國家接收難民充滿鄙夷和厭棄。自己暫時不能行善就罷了,還詆毀別人做好事,對受害者幸災樂禍、落井下石,這種心態是很醜惡的,令人不齒。

文章說,作為飽嘗系統性、結構性壓迫之患害的中國自由派尤其人權律師,應該和各國難民有更多共情,與各國弱勢群體同聲共氣,發聲支持難民、支持各國政府利於難民的人道主義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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