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姐爭取「自立生活權」勝訴固然振奮，然而被法扶拒於門外的身障者，又有多少？

文：程翌宸（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權益行動組）

遭霸凌以生踐志：憫苦大愛的台北法扶

近日，讓身障者深受鼓舞的訊息，莫過於玉姐爭取自立生活的個人助理制度案件，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部分勝訴後，又獲得了新北市政府確定不上訴。雖然如此結果，並不意味著對其它個案產生了拘束力，但就我國身心障礙族群，從既有的慈善模式、醫療模式的舊觀念，走向國際普遍認同的社會模式、人權模式的進程而言，不啻為障權邁進一大步，影響所及，讓往後類似案件有著可資借鑑的先例。

但是，「自立生活」對身障者而言，應不只有個人助理制度，長照服務所提供人力支持，同屬於自立生活一環，卻鮮少有人關注。玉姐案成功的背後，得益於法扶基金會憫恤玉姐的處境，列入指標性案件，加上法扶人權律師努力說服法院，承審法官認真審理，又萃集學者、公益團體、媒體、立委、議員等六方之力，方鑄其功。

然而，為爭取自立生活的身障者，又豈止玉姐一人？其中因遭到損及權益而急欲尋求法律扶助的人們，卻因法扶各種問題，而被排拒在法扶門外者，又有多少？當這些人看到玉姐案獲得豐碩成果，驚羨之餘，自己卻因五花八門或標準不一的理由而被否決其權利在憲法第16條的基礎上，本應具有救濟資格與機會時，不難想像對其相對剝奪感有多強烈。

而法扶作為扶助弱勢的一方代表，除為這些得不到權利救贖的人們，做出切合實義的變革外，如何有效解決或降低這類問題的作法？應是日後值得重點觀察的地方。

我國憲法賦予人民，只要有權利遭受侵害，就可獲得救濟。但這項基本權，因為法扶內部人為因素的問題（後有談及），使原本打不起官司的民眾，因此反而打不成官司。倘若一個人因為資力受限，打不起官司，因此尋求法扶協助，卻因人為因素阻撓，而打不成官司，就結果意義而言，試問有何不同？

進不了法院，自無法訴請負有解釋權能的專業法官，就所遇法律上爭議予以裁決（公正與否屬另一問題），從而使無資力而僅能仰賴法扶支持其爭訟的人們，當權利受損時，依舊只能有啞巴吃黃蓮的無力感，從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的立場以及法扶法的立意宗旨來說，是顯然不合理的。

雖然的確有部分身障者，和玉姐一樣，獲得了對爭取自立生活權利的法律扶助，不過是出於幸運呢？還是背後另有原因？否則何以有身障者同樣是自立生活等相關權利遭受侵害，為爭取應有權利，因而屢向法扶台北分會提出申請，卻迭遭駁回？

就比如有身障者，頻遭長照機構挑案、違法侵害權利，主管機關明知問題所在，卻長達一年多來，既未依法處置違法亂紀的長照機構，也不依職權指派長照機構人力支持，以維護弱勢者權益；反與長照機構站同一陣線，排擠、霸凌該位身障者，導致被迫成為「被長照遺忘的人」。

以問題情節而言，難道我國法律沒有救濟其權利的空間嗎？如果答案否定，則審委們維持駁回的背後，又是源自於何種對法律上確信所作的決定？而如果答案是肯定，怎會有玉姐等一干人能獲得權利救濟呢？帶著這個疑惑，從駁回理由一個比一個費解，案件審委一個比一個荒誕，或許能想通些道理。

就拿法扶士林、台北分會來說吧！先後有身障者因為自立生活權益的法律問題，各自到法扶士林分會與台北分會請求扶助，一開始，兩分會都以相同理由駁回，後來，在士林分會的申請案件，通過了審查，獲得扶助。

而在台北分會的申請案件，我們卻看到，審查決定的理由，不但簡單空泛，無法合理支持其審查決定，甚至有案件在法律上仍有爭執的空間，並非完全無理由，卻一律以顯無理由駁回，有失公允，譬如為確認在公法上是否有請求自立生活權利遭受侵害的救濟資格，而取得的專業法律意見書，法律意見書內容從憲法出發，結合大法官解釋有關理論，以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一般簡稱CRPD）、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長期照顧服務法等，得出確實具有公法上請求相關權利的結論。

但法扶台北分會對此法律意見書，沒有給出何以不支持的理由，只簡單記載主管機關函覆內容並非行政處分，或申請人不具主觀公權利等說明，與法律意見書翔實論述形成強烈反差，故以這樣審查決定的品質而言，顯然不合理。更何況，行政機關為免被告，故意在函覆文件上，不用行政處分字樣，或未附上救濟教示方法、期間等訊息，是常有的事。

因此，較為合理的情況是，如果申請人提出一項或多項法律上依據，作為其訴訟程序上可資依循的基礎時，縱然在實體面未必有理由，只要程序面合乎要件規範，審委就不應越過法官的層級，去定奪該申請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因為屬於法院的權責，讓身為「扶助與否」的審委們來代行，實在很奇怪。

此外，審委審查案件的狀況，也令人質疑其專業程度，譬如，有審委已經培訓過CRPD的教育課程，卻在審查決定中，給出CRPD並非國內法的理由，進而駁回申請，十分荒唐；又譬如，有審委審查公法案件時，申請人提到「主觀公權利」，審委竟「ㄏㄚˊ」了一聲，停頓數秒，彷彿聽不懂，然後邊將眼神移到身旁打字員，邊問「什麼叫主觀公權利？」如此表現，能不質疑其審查能力嗎？

但類似情況，不勝枚舉。想要實踐法律賦予的權利的弱勢者，於是在這些人為因素下的阻礙，變得遙不可及，想來不免哀傷。另值一提的，法扶預約網頁上，明明標示著可由專門領域的審委來審查特定領域案件的說明，然而，經過證實，這項功能根本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由此，也就窺出其問題的原因脈絡。

法扶必然對上述內容有所意見，除了以各審委因為所受法學教育不同，自然會有不同見解，才導致審查標準有所落差的理由外。如果沒有法律扶助法第五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五款（如重罪嫌疑犯、原住民、無法完整陳述的智能障礙者、少年等）的資格時，當回溯一年內申請且獲得三件以上的扶助，再申請扶助，就有駁回風險。

此時，在駁回通知書中就會綴上「依法律扶助法及法律扶助施行範圍辦法第7條規定，同一申請人於申請時回溯一年內，准予訴訟、非訟、仲裁及其他事件之代理、辯護或輔佐逾三件者，不予扶助。」的文字。姑不論這並非該條文完整內容，單以這條文一至五款資格的人，才不用受限「一年扶助三件」這件事來說，就顯然欠缺了對處在社會底層弱勢者處境及需求的考慮，某程度上對這類弱勢者相當不利。

尤其同一權利（如自立生活權）遇到的訴訟類型，很可能橫跨刑事、民事、行政不同領域，另外還有上訴問題，以及提告刑事時，聲請再議等情形需處理，可見「一年扶助三件」的限額，無法解決反覆發生或不同訴訟類型而使權益受損的困境。

雖然辦法第7條完整內容的最後一段文字，說明可經由分會會長同意後准予扶助，但一旦獲得不合理的審查決定，還是有可能因為這條文對身分資格的限制，成了法扶要是不給，弱勢者也只好徒呼負負，而將上述不合理的審查決定變相的合理化。

法扶台北分會林俊宏會長，曾以「法扶核心價值的信仰，一切的思維都是以弱勢者的需求為中心，所有的作為都會以維護弱勢者權益為出發。」的標語，宣示法扶運作方針。但任何歷經上述情況的申請人，只怕無法連結一向給人正義、匡扶弱勢形象的法扶，真正落實了該方針。

故法扶應抱持百尺竿頭的態度，以為弱勢者服務而不斷求進步。如能納上述淺見為參考，力求革新，將使法扶成為社會改變的起點與動力，否則，社會大眾看在眼中，想的是，相同權利，不同標準，不同判斷，法扶對誰比較好，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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