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憶恩師余英時治學寫作 「附庸蔚為大國」寫序文蘊釀成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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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師余英時日前在美國寓所辭世,《聯經出版》4、5日舉行余英時紀念論壇線上講座,5日下午曾任中研院副院長的歷史學者王汎森,在普林斯頓大學時是余英時的學生,分享多年來觀察恩師的學之道。除了注意到余英時長期思考蘊釀問題的習慣,發現余英時許多著作都是「附庸蔚為大國」的方式而來,從一篇序發展成專書。

演講時王汎森提到,余英時應該是某個時段掌握與廣泛接觸大量古今書目,大概1960、70年代上課提到哪本書時,都會用手比一下厚薄,對書目有一個廣泛提要性的了解;另外王汎森觀察到,余英時對1930年代以後的學術著作,像是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包含思想、文化、政治類著作都很熟。

王汎森:余英時有時時思索各種問題的習慣

另外,王汎森也提到,一次談話中,余英時認為史學家要能掌握時事,哪怕是細節也要深入了解;另外,他也觀察到余英時有時時思索各種問題的習慣。王汎森回憶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唸書時,余太師母告訴他,余英時在1957、58年左右,喜歡看美國影集梅森探案(Perry Mason),等同一邊跟著劇情進行偵查、思考。余英時也在自己回憶錄提到讀過福爾摩斯全集,這種層層思考分析、解決疑難的習慣無時不刻在進行。

王汎森觀察到,余英時讀書極為專注,他當學生時,都是報告之前沒多久才把材料給同堂同學和余英時,他形容余英時閱讀書的專注「在看的片刻,好像只有他和那頁書存在」,就像朱熹形容讀書時「便作焚舟計」,坐小舟登岸後,船會燒掉;好像這書讀完,此生不會再看到它,但已深深印在你腦海中。

王汎森也提出一個比喻叫「總集性的文本」,余英時對每個時代的「總集性文本」都很熟悉,這就像一本可以論及近代文章,多少都有1、2條內容與它有關、索引式的書,如《胡適日記》就為一例,就像有座標在那裡,可以去觀察、連結某事或人物。

余英時也說,自己平常讀各式各樣的書,形成問題之後,哪天要寫文章了,再回去補充查找相關資料,因此自己「備而不用的東西還很多」,另外像他閱讀過的內容,像是在腦中形成資料庫,有個圖像,一旦談到歷史上某事,就會在腦海中比對其位置。

王汎森:余英時上課從來不拿筆

有趣的是,王汎森說到,老師上課從來不拿筆的,「我幾乎沒有看過他寫任何東西,但他好像隨時在打腹稿」。王汎森說,余英時長期思索成習慣,有打腹稿的習慣;真正動筆要寫的時候,再把重要材料看一遍,就放在一旁開始寫,因此讀余英時的論文不會覺得他引用的史料很繁重,但動筆起來就沒日沒夜,如同《聯經出版》發行人林載爵的文章提到,余英時在寫《重尋胡適歷程時》1個月寫9萬字;以前參加朱子學國際會議時,趕稿起來宛如「不知道還有這個世界存在」。

王汎森提到,余英時除了傳統文獻,還很重視新材料,像寫《論天人之際》之時,也用了相當能力所及的新材料,其中對「郭店楚簡」在註釋裡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如認為外界論斷它在孔、孟之間是太早,應該是在孟子之後。

王汎森:余英時在寫作上有「長期的醞釀」特色

王汎森注意到余英時在寫作上有「長期的醞釀」特色。他指,余英時寫2種文章,一種拿起筆就寫的,但大部分重要的文章都可發現追索很久的痕跡,就像珍珠在蚌殼裡,如余英時的第1本英文書《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成書是來自於1957年交給老師楊聯陞的一篇報告擴張而成的,原來只是研究生的學期報告,後來出成一本英文書、升等論文,中間經過了10年時間。

王汎森表示,余英時還有一種著作的源起是「附庸蔚為大國」,王汎森舉出多例,很多專著都是起源於為某書寫序而來,如《朱熹的歷史世界》是從一篇序變1000頁的書;還有《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幫顧頡剛日記寫序,變成《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等等,機緣一來被邀寫序,就由腹稿把它擴充成一本書。

王汎森提到,余英時每寫完一篇論文,都會請秘書印個1、20份,給學生、朋友,還有他的老師楊聯陞,楊聯陞也會「從四面八方攻看其論證」,像有一次寫了戴震與章學誠思想,楊聯陞就回應從他文章看來,戴震與章學誠只有立言,沒有立德立功,反映清代士人特色;另外,從此書來看,戴震與章學誠思想沒有宇宙論,這些都是為文後受到同儕社群反饋的結果。

王汎森表示,余英時曾說過,論治學,王國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國維實際上最用功的時候只有20年,像下圍棋沒有廢子,「用力得當」,余英時也是圍棋高手,每到一處都找人下棋,他觀察,這種從外向內包圍,慢慢形成問題,治學宛如弈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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