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中國：悼余英時

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日前過世，他一生從思想史的角度關注中華文化的重建議題，中英文著作近60本，對海內外的華人知識分子影響甚鉅。

余英時先生善於結合歐美社會科學理論來談思想史議題，諸如拿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觀點來討論傳統儒釋道思想對明清商業發展帶來的正面效益；闡釋資本主義並不是必須的階段與三教無負於商業的觀點，寫出《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鉅著，其將韋伯的新教倫理轉換成儒釋道三教，藉此反駁馬克斯唯物史觀揭示歷史五大階段適用於全部人類的普遍規律。就發掘中國傳統與其原始經典所呈現的內在理路來說，余英時先生的確有巨大貢獻。

晚年，他寫出《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一書，引用雅斯培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書中提到的「軸心突破」說法，再借由帕森斯提出的社會進化論來討論中國歷史上幾個關鍵發展階段。尤其針對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突破，他視其天人關係的轉向起源於個人精神的覺醒和解放，其軸心突破的關鍵在於拿「心學」取代「神學」，奠立中華思想的一項特色。這是他替中華思想的價值提供的一大資產。

然而，終其一生，余英時先生帶著中國傳統的士人氣息，常在書齋中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嚴厲批評中共政權，後期則對於發生在台灣或香港的各種政治事件，只要能呈現對抗中共的聲音，他就表示高度支持，其立場都不是從憲政秩序的角度出發，來檢視公民肩負的權利與義務，從中檢視自由的深度與限度，而只是基於對中共政權的刻板印象出發，形成跟民粹浪潮合流的現象。

儘管他說自己對於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他這些時論從未自我檢視是否具有政治學的理論依據，只是憑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胸懷，就發出巨人般的聲量，且往往激起學術圈的千堆雪，進而產生撼動政局的能量，甚至大陸人社學者都常對他表示支持，藉此指桑罵槐，其間的心理與效益正印證著他畢生關注的反智主義現象。

總結余英時先生的論學與議政，筆者有兩點看法：其一，就論學層面而言，余先生結合社會科學理論來談歷史，別開史學探討的生面，雖依舊不脫乾嘉考據學的遺風，但已屬文史學術極上乘表現。但他未曾運用自己豐厚的傳統素養展開理論的創發與架構，從而引領史學研究前行，並拓展出華人自身的本土社會科學，實屬一大遺憾。

其二，就論政層面而言，余英時先生從六四事件後，就對中共政權帶有偏見的厭惡，未曾認識到其正在往回歸中華文化的路上大幅調整，更拒絕從中西文明正面臨衝突的視野中給予建設性的忠告。任何討論如果只是帶著敵意來批評，不可能促成任何深層改變。余英時先生已完成他的人生，但如何從思想與學術層面開創出他理想的中國，尚有賴後人持續耕耘。（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