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相片導航，帶您回顧綠色和平啟航的那些年（上）

綠色和平的環境運動持續至今已過半世紀，您是否好奇 50 年前的環境行動者如何進行倡議？又是如何以影像為公眾帶來「思想炸彈」，震撼全球？1974 年至 1982 年間，綠色和平共同創始人 Rex Weyler 在綠色和平擔任攝影師，為不同專案做影像記錄，以下透過他的照片與敘述，與您一起回首綠色和平的過去，展望未來。

最一開始，我們會在教會、咖啡店、酒吧或是家裡的廚房會面。直到 1975 年，我們和溫哥華的另一個生態組織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Environmental Collapse（SPEC）共用這個狹小的辦公室，並在這裡組織了第一個反捕鯨專案。辦公室主要由 Bobbi Hunter 營運，裡面只有一個電話、一塊告示板和當桌子用的一塊長木板。我們通常在對街的酒吧會面，就坐在樓上窗邊那一桌。如果辦公室接到電話，Bobbi 會呼喊對街的人通知我們，然後要接電話的人，就會馬上跑回辦公室。當時，沒有人領薪水，所有人都是志工。

這張 1975 年反捕鯨專案的相片極具代表性，相片的黑白版本當年刊登於世界各地的報章。在計劃反捕鯨行動之初，我們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要改變大眾對捕鯨的看法。在此之前，大眾對捕鯨的印象與小說《白鯨記》（Moby Dick）掛鈎，故事中勇敢的船長坐小船出海對抗凶猛、海怪般的抹香鯨。但現代捕鯨業真實的畫面，卻是巨型船隻發射捕鯨魚叉，獵殺脆弱的鯨豚族群。這張相片帶來視覺震撼，有助扭轉大眾對捕鯨的觀感。

照片攝於 1975 年 6 月 27 日，我們在距加州海岸約 80 公里遠的門多西諾嶺（Mendocino Ridge），遇到俄羅斯捕鯨船的第一天。當天我們瘋狂地工作，一直到黃昏，才開始感覺到目擊大屠殺後的心痛和創傷。

來自日本的 Taeko，可說是 1975 年在反捕鯨專案的船員之中，最有經驗的環保行動者。她曾協助日本水俁市水銀中毒的受害者尋求協助，也曾於東京帶動一個「清新空氣」專案和反對東京新機場摧毀郊外社區的抗議。

Mel 則是個愛動物的溫哥華音樂人。他養了一隻叫 Fido 的蜥蜴，也會保護蜘蛛，甚至阻止陌生人殺蜘蛛。旅程中 Mel 嘗試用水底喇叭，演奏音樂給鯨魚聽，並記錄下牠們的反應。

1974 至 1978 年間，Bobbi Hunter 為綠色和平基金會的首席籌款人和辦公室主任。她也是 1976 年反捕鯨專案的船員，那是我們第一次成功徹底攔截一艘捕鯨船，並使他們停止捕鯨。在 1970 年代，辦公室和專案團隊成員的角色可以互換。我們相信行動者能夠勝任各種工作，不論是辦公室運作、面對公眾或是專案有關的工作。我們努力令有志走上前線的辦公室同事，都有機會參與專案行動。反捕鯨專案期間，Bobbi 幾乎每天都用航海通訊聯絡溫哥華的同事，跟進和處理專案的預算及物流工作。

儘管極力阻止商業捕鯨，我們和大部份捕鯨船船員（但可能不包括管理人員）都發展出友好關係。進行不同的環保專案時，我發現大多數我們有意處理的生態問題，都對他人的工作和居所有所影響。顯然，社會要進行生態轉型，必須對從事有害工業或軍事工業的員工提供支援。這項挑戰至今仍然存在：要解決生態危機，代表要徹底改寫整個經濟體系。

鯨魚在甲板上被分屍，船身拉出的一條喉管內不停排出鮮血。鯊魚緊跟著漁業加工船，這個「海上屠場」的血腥惡臭，令我們都感到噁心。

大海波浪起伏，要在行駛中的小艇上拍照十分困難，我們都掙扎了好一陣子。在 1975 年，我們想出了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先將繩子綁在船頭，再纏在攝影師腰上，攝影師站在船頭微微向後傾，這樣雙腿和繩子就會形成一個「腳架」，雙手不用扶著任何東西也可以站得穩。

相片攝於加拿大掃雷艇「James Bay」號上，船隻用於 1976 年和 1977 年的反捕鯨專案。在沒有網路的年代，我們無法在船上把消息或相片發送出去，一切只能靠航海用的無線電。我與同為綠色和平共同創辦人之一的 Bob Hunter，會用無線電聯絡熟識的報社，將我們的故事讀給編輯聽，編輯則抄寫記錄。要發照片的話，就得等回到岸上、洗好相片，再傳送給通訊社。

Hunter 的「mind-bomb」社會變革理論中，認為改變社會最快的方法，是以圖像和故事作為「思想炸彈」，讓它在人們的腦海中造成爆炸性的衝擊，引人反思。他認為綠色和平的目標，應該是以思想理念去感染他人：我們都是大自然的子女，地球上其他生物都是我們的「親友」，大家都有責任去保護大自然，而細節則留待他人自行發掘。

Bree 是個行動者老手，她拯救了溫哥華一片三角葉楊叢林（fremont cottonwood），在 1976 年協助組織反獵殺豎琴海豹（harp seal）專案，並在同年的反捕鯨專案中幫忙安排機房班表。機房當班是任何船隻上的一項重要工作，該項工作每次需約 1 小時，每天進行兩次。負責船員要檢查船隻的油壓數字、燃油泵、冷卻液溫度，檢查機器有沒有損耗或出現裂痕，操作艙底泵和保持機房清潔。船隻其中一項最大的危險就是機房失火，被忽略的燃油，很容易會被機器的火花點燃。

大眾較熟悉的綠色和平媒體照片，都是關於專案行動者在前線作出明顯有力的對抗。但其實每位爬上大樓或阻擋捕鯨船的行動者背後，都有過百名志工，不懈地做一些大眾看不見、看來沒那麼光彩的工作，而這些都是專案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照片拍攝的 6 天前，Mel Gregory、Caroline Keddy 和我遠赴柏克萊的音樂俱樂部 Keystone Club，用我們的方法走進後臺，在那裡認識了願意幫忙做慈善演唱會的 Garcia。經過短短 5 天，我們取得許可證，又開車到 80 公里外的舊金山北部拜訪一位演唱會監製，然後在碼頭搭起舞臺、音響和技術人員的工作間，再將船變成後臺；然後開始賣票，並走訪電臺宣傳演唱會，再將所有票都賣光。那時我們的財務入不敷出，必須在專案進行的途中募款。那次演唱會共募得 20,000 美元，足夠我們為船隻加油和添置糧食物資，再出海找捕鯨船隊。

沒有 John Cormack 船長，可能就沒有今天的綠色和平了。1971 年，他同意用他的 20 公尺漁船，帶我們的成員到美國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的核試場；又在 1975 和 1976 年帶我們出海反捕鯨。

船長 Cormack 和 Bob 因為綠色和平的專案結緣，發展出一份深厚的「父子情」。Bob 於 6 歲喪父，而 Cormack 和妻子 Phyllis 則沒有子女。Cormack 就好像 Bob 的乾爸爸一樣，Bob 也非常尊重這位「父親」。Cormack 可說是位嚴父，他對船員工作和態度的要求都非常嚴格。我們一直跟他學習，也很愛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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