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人到離散港人（二）：公民教育成了國安教育！

上一篇文章，我介紹自2019年以後為什麼香港出現自1841年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移民潮。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的教育政治化：由培養下一代成為公民，退化成為在中共統治下的二等居民。換言之，原來在殖民地時代，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教育體制如何透過正規課程、公開考試及課外活動來塑造香港（自稱為「本港」）、香港人（簡稱「港人」）及市民（不是公民）的身分，並讓他們知悉權利與義務。到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1992-97），更強調政府要服務市民，行政上要提高施政的透明度及向市民問責，市民有權透過機制（例如立法會議員、區議員、行政申訴專員）監察政府。雖然他只是做了短短五年的港督，但成為香港人繼已離世的英女皇依麗莎白二世以外最懷念的英國人。

國情教育只認識中共眼中的中國 

1997至2019年間，特區政府淡化公民教育中的政治權利，包括政治參與及監察政府；反之，國情教育，包括只限於認識中共眼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國家改革開放及發展的成就、選擇性的歷史事件：鴉片戰爭（1839-42）、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九一八事變（1931）、南京大屠殺（1937）、中共建政（1949）。當然，中共的黑歷史，包括三年困難時期（1959-61）、文化大革命（1966-76）、天安門民運（1989）必然絕口不提。2012年，政府嘗試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強調中共是「進步無私的執政集團」，但被學民思潮及反國教人士強力反對，最後被擱置。

2020年可視為香港教育體制的轉捩點。自2019年末反送中運動結束以後，政權利用事端向社會發出強烈訊息——教育及考試只是為政治需要服務。

反送中之後整肅教育界 

同年5月，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考題中以中日關係為題，其中一題是問及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說法，被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高調抨擊，之後親北京傳媒及社交媒體更以人身攻擊的形式，侮辱時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高級科目經理楊穎宇，意圖迫他辭職。

同時，通識教育科（以下簡稱「通識科」）的高級科目經理盧家耀，被不明人士在其面書截圖並在親北京傳媒散播，高調指責他「反政府」，並借通識科「荼毒」考生，因此他既不應該繼續擔任考試的工作，通識科更應該廢除。

最後二人先後辭職，政權利用事端清除了在教育及考試體制上的眼中釘。

結果在沒有諮詢教育界持分者的情況下，通識科於2023年廢除，取代它的是名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可惜從課程內容及考題而言，該科淪於唱好中國（及香港）的政治洗腦科——既不容許有批判的意見，教學內容偏向中國的發展成就及美化中共的獨裁體制。因此，該科既沒有「公民」意識，而只有唱好中共「發展」，可算是「掛羊頭，賣狗肉」。

國安法成為學校必修課  加速洗腦

2020年7月通過的國家安全法，更成為全港學校必修的課程。此外，習近平思想成為學習對象，不少政府部門及專業組織紛紛舉辦「學習習近平思想座談會」。10月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學校要安排學生讀二十大報告。最近，教育局在推動支援學校及教師貫徹落實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務求加速政治洗腦的工作。

因此，不少港人及其下一代為了逃避子女洗腦的宿命，紛紛離開香港到外國定居，做成香港整體學生人數急速下降，加上出生率長期偏低，未來中小學無可避免要面對結束經營（俗稱「殺校」）的下場，香港考試及評估局面對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生人數下降及學術水平受政治污染，能否繼續存在，更成為疑問。

作者》黃偉國  香港人。政治文化研究學者、時事評論員及占星師。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近年在網台「香港冇格仔」的節目「東方三博士」及《大時元時報（香港）》的專欄「占星論事勢」，以時勢占星詮釋及預測政權及政治人物的運勢，並且是網台節目「彌敦道政交所」及BNORadio的「英有國度」（前稱「國有角度」）擔任評論嘉賓。同時也是「COOTL」（時代教育公民平台）的每週節目「COOTL盡天下事」的主持。

原始連結

更多中央廣播電臺新聞
中國紙盒狗現象
香港麥理浩徑
堅持清零是為了 防疫？還是為了習近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