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媒體淪為政治網紅的傳聲筒

在人人都可以是自媒體的今天，政治人物網紅化，只要他們願意，就能以極低的技術門檻開地圖砲或直播，素質比較高的宣傳理念，協助他們的選民了解在立法院或各級議會發生的事，等而下之者，用來攻擊政敵，更不堪者，以之作為脫離自身所陷泥淖的舞台，極為令人不齒者，更以犧牲國家安全作為籌碼，換取網路聲量。當然，自由世界，這是他們的權利，尤其在網路當道、鄉民樂於買單的今天。

可是，這些資訊，每天都在台灣到處流竄，台灣的公民百姓，無時無刻都要忍受這些亂七八糟的資訊公害，內心不是憤怒，就是焦慮。 怎麼辦?! 從媒介和資訊素養的角度看，各級學校的公民素養課程裡，除了加強辨識假訊息的方法外，學習認識網路時代KOL和政治人物如何操弄流量和聲量的知識，也成為必不可少的一環。

大眾媒體呢? 常說媒體是第四權，應該要監督政府施政，替公民把關，守護民主。曾幾何時，媒體也必須，甚至更需要監督民意代表，尤其是那些身為網紅的政治人物。

可是，大眾媒體有扮演好它們應該扮演的角色嗎?

網紅政治人物因為深諳流量密碼，不認真的媒體為了增加收視率、點閱率和閱讀率，又不想投資人力、物力下去做，就不爭氣地以各種新聞或節目形式，或取用他們的影音資料、或乾脆邀上節目，成為他們的傳聲筒， 形成一種網紅政治人物直播，大眾傳播媒體【接力】製播傳散的荒謬場景，完全忘了媒體作為守門人和把關監督者的角色。

民主社會的公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深入討論的公共空間，可是台灣恰恰好就是欠缺這樣一個空間。

殷海光基金會在二十年前（2004年）出了一本由清大教授李丁讚主編的書，《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1]。這本書主要從政治、社會、歷史及傳播各個角度探索台灣公共領域的概況，書中再三致意的核心關懷是：公共領域為何無法在台灣的市民社會中出現。書中的幾位作者從各自的知識領域提出台灣無法產生公共領域的原因。

社會學者李丁讚認為，情感認同取代理性論辯，大家又回到了前現代的生命共同體的道德和榮耀之中。「在這個意義下，我們認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出現，是一種市民社會的撤退。」[2]（李丁讚，2004b: 43）他進一步點明，1993 年新黨的正式成立，宣告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復甦和反擊，台灣變成一個撕裂的社會，公共領域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李丁讚，2004b: 43）

另一位作者，哲學背景的錢永祥在他負責的一章結論中指出「台灣民主的發展，雖然已經形成純熟的選舉式民主、甚至經由選舉實現的政黨更替，可是由於歷史與社會原因，台灣的民主受到敵我型政治觀的詛咒較深，直接妨礙了公共性的發展，因此還未能容許公共領域有所成長，出面扮演較為積極的角色。」[3]（錢永祥，2004: 142，強調為筆者所加）

歷史學者陳弱水從中國的童蒙書、家訓和善書中，追尋傳統心靈中的社會觀，他發現「近世中國社會觀的一個關鍵特色是對親友鄰里以外的世界抱持防禦的態度，這個傾向當然妨礙人們對公共事務產生參與感或理解的興趣。」[4]（陳弱水，2004: 108）陳弱水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傳統心靈中的另一個集體社會價值觀是「慈善救濟」。 以上兩種社會觀，對於公共領域的形成，造成負面的影響。

社會學者吳介民，在和李丁讚合寫的論文中 [5]也指出，「民間社會之信任基礎的理念型，乃是基於情感召喚的信任（「搏感情」）；而公民社會之信任基礎，則是基於說理論辯的信任（「講道理」）。一個公共領域的締造，需兼顧二者－－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做為民主運動的實踐者，需要優游於此兩種信任場域，方能說服社區民眾走向一個現代型的公民社會。……」（吳介民、李丁讚，2005: 123）

二十年前的這本書對於我們理解台灣社會的氛圍，以及為何有統獨之爭、藍綠惡鬥，進而不利公共領域的出現有所助益。對於我們分析台灣的大眾媒體何以無法成為公共討論的空間，例如媒體為何也是區分藍綠統獨，各擁其主，可能也可以有若干幫助。

其實，台灣媒體的問題沒有那麼複雜，表面看是意識形態之爭，實質純粹就是一個市場考量。包括本文一開始所關心的議題，大眾傳播媒體何以甘願【接力】製播傳散政治網紅所散播的訊息，而完全忘了媒體作為守門人和把關監督者的角色，出發點就是市場考量。從新聞製播流程看，政治網紅只是媒體的眾多消息來源之一，他們會受到媒體青睞，純粹因為他們可以刺激收視。

對於消息來源的分析，一般可以區分自由多元典範和馬克思典範兩種，前者認為社會是由互相競爭的利益團體所組成，沒有任何團體可能屬於永遠的主導地位；因此媒體享有相當的自主權，不受政府、政黨、財團、壓力團體，更不至於受政治網紅的操控。 馬派學者則認為，有權力（包括有收視潛力）的消息來源，才是「初級界定者」（primary definder），新聞媒體只是「次級界定者」（secondary definder）[6]，根本沒有自主權可言。

台灣自詡是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但是以媒體的表現而言，勿寧更適合用馬派典範來分析。換言之，媒體老闆、財團、政府、政黨和今天被凸顯的政治網紅才是新聞的「初級界定者」，新聞媒體的「自主權」在哪裡，恐怕要用顯微鏡來找尋。

當媒體及新聞工作者放棄了自己的自主權，放棄了作為守門人和把關監督者的角色，淪為政府、政黨、財團、壓力團體，甚至是政治網紅操控的對象，民主的喪鐘即將敲響。

[1] 李丁讚主編（2004a）。《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

[2] 李丁讚（2004b）。〈導論：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在台灣的發展〉。李丁讚（主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頁 1-62。台北：桂冠。

[3] 錢永祥（2004）。〈公共領域在台灣：一頁論述史的解讀與借鑑〉。李丁讚（主編），《公共領在台灣：困境與契機》，頁 111-146。台北：桂冠。

[4] 陳弱水（2004）。〈傳統心靈中的社會觀：以童蒙書、家訓、善書為觀察對象〉。李丁讚（主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頁 63-109。台北：桂冠。

[5] 吳介民、李丁讚（2005）。〈傳遞共通感受：林和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灣社會學》，9: 119-163。

[6] 這是知名文化研究學者 S.Hall的理論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