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輕人不再記得太陽花：後318世代的公共參與、社運能量如何變化？

文字／林雨佑；攝影／楊子磊、林雨佑、陳宇弘；核稿／何榮幸；責任編輯／張詩芸

剛從歷史系畢業的李芊和她的戰友陳沁賢相約，在週六下午回到成功大學的社團辦公室盤點物品，準備不久後要把空間還給學校──他們待了5年的成大「零貳」社，目前正在走廢社程序中。

這整棟大樓都是學生社團辦公室，但因位置較偏遠，使用率不高，大多被學生拿來當倉庫。他們兩人邊整理邊感到驚奇，挖出了很多陳年文物，有2013年成大「南榕廣場」爭議的立牌、2014年太陽花學運反服貿、反核布條，還有不同年分不同議題的NGO跟社團文宣品。

成大零貳社成立於2008年，創辦人之一就是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的林飛帆，因「零貳」的台語發音接近「抗議」而得名。除了在太陽花學運時是相當活躍的大學異議性社團，在2019年台南鐵路地下化拆遷爭議中，零貳社也成為反拆遷運動的學生主力而持續受到矚目，李芊和陳沁賢當時也常出現在抗爭的第一線。

當年太陽花學運捲起青年社運浪潮，各大學、高中紛紛成立異議性社團，李芊在高中時加入的北一女「綠覺醒」也是其中之一。但熱潮逐漸退燒後，很多社團紛紛傳出人才傳承困境，這幾年更是如此。台灣大學大學新聞社、台北大學翻牆社、輔仁大學黑水溝社、東海大學人間工作坊、中正大學牧夫們社、東華大學土地公社等許多異議性社團不是已經消失、就是面臨倒社邊緣。李芊觀察，這幾年確實是異議性社團低潮，很多社團就算名義上沒有倒社，實際上可能只有掛名，沒有實質運作。

沒人關心、沒人要選？學生自治陷低潮

人才斷層不止出現在非主流的異議性社團，即便是在《大學法》保障的學生自治組織，也同樣遇到人才流失嚴重問題。

從數據上來看，大學生參與學生會的比率確實明顯下降。根據教育部調查，全台124間公私立的大學、技職、專科中，學生會會長投票率在20%以下學校的比例，從109學年度的41.9%、110學年度的49.2%到111學年度的55.6%，低投票率的現象愈來愈普遍。

東吳大學全校有1.5萬名學生，更有許多傳統文史科系，但學生會在3年前卻倒會，學生議會不久後也跟著停擺。今年就讀東吳政治學系三年級、同時也是東吳學生議會議員的楊姿潁就說，她念大一時剛好沒有學生會，大部分學生雖無感，但卻不知道自己權益無形中受損。今年（2024）學生會雖成功復會，但卻因為去年（2023）年底辦耶誕音樂會出現外部合約糾紛，大批學生會幹部紛紛請辭，好不容易復活的學生會又跌入谷底。

學生自治組織的低潮，剛卸任輔仁大學學生會長的許怡綸身有同感。她說，前幾年COVID-19疫情正延燒時，很多學校都自主宣布線上教學，但輔大卻還要求師生實體到校，很多學生質疑學生會沒有向學校爭取線上教學，一度串連要罷免學生會長。此事在網路發酵後，很多人才驚覺原來同班同學就是學生會長，她有些無奈地說：

很多學校差點選不出學生會長，怎麼辦？許怡綸透露常見的應對手法：很多學校設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當選門檻，但僅限只有一組候選人同額競選的情況；如果有兩組以上候選人，就沒有最低當選門檻，採相對多數當選。有些學生會為了避免選不出會長，會私下安排另一組候選人抬轎，在沒有當選門檻下，確保至少能產生會長。

學者分析：台灣教育體質不重視學生主體性、校外公共參與

《大學法》開宗明義要求學校輔導學生自治組織，更要求校務會議至少要有10％以上席次給學生代表；《高級中等教育法》也規定，至少要有8％以上的高中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決策。法規都有保障學生自治幹部參與校方決策，為何學生自治參與率仍不佳？

專門研究學生自治的輔大法律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吳律德指出，台灣是全世界唯一有全國統一規範學生參與校務會議代表比例的國家，但這只是表面做法。實際上，台灣的教育體質仍維持升學主義的本質，更重要的關鍵是「沒有培養青年設定議題的能力」。

吳律德以英國牛津大學為例，牛津大學每一門課都會選出「學術代表」，全校有約600多位代表。學術代表就像是學生和老師之間的溝通橋梁，上課前會跟老師討論預計的授課內容，也會在學期中跟結束後蒐集修課同學意見給老師。他指出，台灣各大學雖也有課程評鑑，但都是學期結束後的問卷調查，大部分學生不會認真填答，「台灣也有課程代表，但我們是小老師或是班代，角色定位還是在協助跟服務老師，並沒有給學生主體性。」

「學生自治並不直接等於學生會，」吳律德強調，牛津大學的學生會投票率也不高，那是因為學生認為學術代表這些自治組織已經滿足需求，不一定需要學生會。牛津大學學生會很多幹部是專職有給薪制，除了服務校內學生外，校外的公共議題參與更是重要的舞台。

吳律德舉例，教育部在2018年開始舉辦「與署長有約」活動，將全國高中分成13區，共300多名高中生參加會議討論，選出代表提出建議，官員則回應短中長期做法，交給學生評分然後再逐條討論，國教署署長全程參與。後來遇到疫情縮減規模，13區變成4區，參與學生只剩約100人，但在疫情結束後也沒有恢復規模。此外，原本需經過選舉產生學生代表的方式改成了只需報名就能參加，「如果高中生是被選出來的，要對選民負責，就會認真提案，這就是培養議題設定能力。」

吳律德認為，對教育部承辦人員和學校行政來說，輔導跟倡議學生自治沒有誘因，自然很難維持。不過，當年參加過前兩屆「與署長有約」的許多高中生，現在都成為大學學生自治重要幹部，可見從小培養公共參與相當重要。台灣的教育體質也應該重視校外公共參與，這樣即使學生會長投票率低落，學生仍可培養出設定議題的重要能力。

經歷疫情的原子化世代，實體革命情感欠培養

318運動占領立法院時，戴莘還是小學六年級學生，兩個姊姊都有到立法院聲援，學運倡議給她的印象就是：中國是個不友善的國家。在高中開始思考國族議題後，她開始去翻反服貿的報導跟紀錄片，嚮往太陽花學運體制外的組織跟抗爭。

考上中正大學後，戴莘才發現原本想加入的異議性社團早就倒了。現在22歲的她已經是學校的學生會會長，受訪當下正在籌辦318十週年活動。但從高中就開始辦連署、參與公共議題的她卻發現，和自己一樣願意走上街頭的人是少數，大部分學生更關心自己的生活。

許怡綸也有同感。雖然念的是傳統參與社運主力的社會系，但她很難跟系上同學們討論社會議題，反而是在學生會才有歸屬感；而這份歸屬感似乎也有年齡斷層，今年大四的她發現，學生會的學弟妹們除了重要會議之外，幾乎都不會來社辦，而這不只在學生自治出現，似乎是全體學生的共同現象，「學生一下課就離開學校，能線上處理的事情就線上解決⋯⋯我們少了開完會後一起去吃宵夜的機會，很難培養出革命情感。」

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簡稱青民協）理事長張育萌用「原子化」來形容現在的年輕人，其中一個原因是長達3年的疫情，造成人際互動的疏離。而現在的大學生在懂事時就身處社群平台活躍的時代，在念高中時開始習慣遠距上課，等到上大學後，少了實體組織、動員的經驗，「有種無力感，生活中還是有抱怨，但不知道要怎麼行動。」

此外，太陽花學運的歷史記憶也已斷鏈。張育萌念延平高中時，受到太陽花學運啟發成立學生會、辦校刊，當時作為後進，許多太陽花學運的重要幹部都跟他熟識：

NGO觀察：現在更重視立即效能感，倡議理念難推動

10年前學生們之所以能衝進立法院議場，並占領長達24天之久，是因為背後有著綿密互動關係的NGO大力支援。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簡稱綠盟）也是當年出力甚多的NGO之一，綠盟祕書長崔愫欣對於10年來群眾特性改變相當有感。

崔愫欣說，在太陽花學運之前，社運活動是「萬人響應一人到場」；太陽花學運時，拜Facebook及手機直播崛起，變成「萬人響應萬人到場」；蜜月期過後，又回到學運前的狀態，實體活動人數下跌，但唯一不同的是，線上參與人數多了很多，可能是實體講座的2、3倍。

這兩年因為交通安全意識抬頭，路權團體串連舉辦不少實體遊行活動，像是2023年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的還路於民大遊行，就有超過萬人頂著豪雨參與。崔愫欣坦承，他們這些傳統NGO非常羨慕，路權運動除了是新議題外，也有許多YouTube網紅串聯主導，這些網紅也帶動了許多年輕人參加遊行：

張育萌認為，比起圖文敘述的「懶人包」，年輕世代更習慣輕薄短小的短影音，更重視立即的「效能感」，因此NGO在推廣議題上明顯感到差異。

他以2015年占領教育部的反課綱微調事件為例，當年高中生投身運動其實對自己沒有實質好處，因為課綱政策就算真的改變，他們早已畢業，僅會影響到學弟妹們，但當時學生們可以為了抽象的理念跟價值觀去做出實際行動，是很有博愛的行為。然而，不久前青民協倡議《高級中等教育法》修法，提高高中生在校務會議代表席次，年輕世代的反應卻很冷淡。張育萌說，沒有學生會反對這件事，但大家也沒有支持的動機，不理解實際增加代表席次，能換來什麼改變。

與之對比的是，2022年青民協在推動「高中生早自習不強制到校」政策時，才第一天就有超過5,000名高中生連署，「好像要滿足他個人需求，能立即發生效果時，才有動能，」張育萌說。

社運熱潮起落明顯，太陽花青年參政潮結束？

近年社運熱潮的起落，從台大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長期開授的「社會運動」修課人數可清楚看見──2012年有129人，2016年有50人，到了2023年只剩下23人選修。何明修說，以前上課隨便舉社運案例，台下都有同學參與過，互動很直接；他現在上課講的議題，學生沒聽過，學生上台報告的案例，他也沒聽過。

何明修分析，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是多年來台灣社運能量的累積成果，沒有前幾年士林文林苑王家拆遷案 、大埔張藥房拆遷案、反媒體壟斷大遊行等一次次集結社運團體，不會有太陽花學運。

此外，國民黨執政時社運此起彼落，等到民進黨2016年全面執政後，向來與民進黨互動較為密切的社運團體明顯動能降低。過去5年，台灣大型社會運動僅有2018年同婚公投、2019年各校連儂牆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2021年藻礁公投受到較大矚目 ，2022年的18歲公民權修憲運動並未激起漣漪 ，與2013、2014年社運蜂起的氛圍已有很大變化。

至於太陽花學運掀起的青年參政潮，近年也已漸趨平淡。318之後興起的社會民主黨、時代力量、台灣基進等政黨，如今都已明顯萎縮，本屆國會已沒有任何一席；太陽花學運要角林飛帆、賴品妤、苗博雅、曾柏瑜、吳崢等人投身政治後，也都在今年初立委大選受挫落馬（註）。

註：2019年加入民進黨的林飛帆，本來接受民進黨徵召要參選2024年台北市第三選區立委，卻因遭到過往對黨工遭性騷擾案件處理欠佳的指控，在2023年6月就退出選舉。其他學運青年如賴品妤、曾柏瑜、吳崢、苗博雅等人參選立委皆落選或未能連任，僅吳沛憶、黃捷以民進黨籍當選第11屆立委。此外，太陽花學運時身分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的黃國昌，2024年則成為民眾黨不分區立委。

「民主富二代」危機？社會應給予適當成長空間

立法院2022年打算修改《大學法》，將大學生在校務會議代表的比例，從現行10%提高到20%，卻遭到校長們反對，認為現在就已經沒有人想當校務會議代表，還要到處拜託學生來，若增加比例會造成校務行政困難，相關修法因此延宕至今。

從學生自治組織弱化到校務會議代表乏人問津，是否代表「後318世代」享受民主成果卻不夠珍惜？

今年18歲的翁建中在高中時曾擔任過兒少代表，現在是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大一新生 、學生會選委會主委。高中時校方一度要取消畢業旅行，他們經過努力爭取才順利辦成，但學弟妹們就不知道這段歷史。他體會到，唯有親自努力過，才能體會現在的權益是前輩們辛苦爭取來的：

吳律德則強調，不應該過度指責年輕人，重點在於是否賦予青年適當的成長空間。師長抱怨學生都不積極參與學校自治，但實況是就算參與，學生權力也相當有限，當然參與意願不高，「學生自治參與率很低沒錯，但在大人世界裡，也沒有人想選里長。」

張育萌則提醒，太陽花學運時很多年輕學生才第一次關心公共議題，因此不必特別擔心「後318世代」對公共議題冷漠。太陽花學運後，青年參與公共議題的人數似乎減少，但事實上，若與10年前相較，當前參與公共議題的人，已經比太陽花學運爆發前多很多，只是當前年輕人是透過各種社群媒體等方式來表達關心。

切身、軟性推廣取代激烈衝撞，新世代社運形式變化中

李芊和陳沁賢兩人現在都剛到國際特赦組織工作，李芊的職務是青年與行動者倡議專員，負責將組織倡議的議題推廣給大學生。雖然才剛從大學畢業，但到底要怎麼跟大學生溝通，讓她很迷惘。

陳沁賢也替同伴感到焦急，她認為，向大學生推廣議題遠比向高中生難太多。高中生的生活幾乎都綁在學校裡，老師能很大程度影響學生，也有很多老師願意跟NGO合作，甚至直接使用相關教案授課；很多高中生也願意參加NGO活動，因為相關經歷能作為升學的學習履歷。而大學生能做的課外活動太多，參與公共議題更對學業和就職沒有實質的誘因。

因為沒有學弟妹願意接社長，他們兩人一共當了三屆的社長。成大零貳社在太陽花學運結束後幾年就曾經倒社過4年，如今面臨二度廢社，陳沁賢倒是看得很開，一切隨緣。

有社團瀕臨結束，但也有新社團誕生。陳沁賢的成大法律學系同學們上個月創立了一個從法律解析議題的社團，才開學沒多久就快招滿社員。她觀察，或許零貳社衝撞體制、實際行動的嚴肅形象已經不受歡迎，走科普公共議題、講座討論的軟性社團才是新趨勢。李芊也認同，像是因318運動而出現的「法律白話文運動」，從網路起家利用各種平台宣傳，以「法普」文章推廣公共議題，深受年輕人喜愛；而一些318運動前就有的老牌NGO，仍維持明確的議題，研究跟政策倡議一樣扎實，但因為不是直接面對大眾，對年輕人來說反而不那麼有趣。

儘管進入NGO後對於跟大學生溝通感到焦慮，但常聽社運圈前輩說故事的李芊，對於當前大學生參與公共議題仍有很多期待，而且充滿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