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控檔案公開：本土且具民主精神的長老教會，在威權時代成為政府提防的對象

文：王昭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委員會主委）

政府為何監控長老教會？

19世紀中葉因台灣開港，英國和加拿大的宣教師先後來到台南及淡水展開宣教，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立下根基。經歷150多年的發展，長老教會可說是定根台灣的基督教會。戰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實現自立、自傳的目標，英國和加拿大的宣教師不再對教會事務有決定權，更透過參與普世合一運動，與歐美的神學發展有更直接的聯繫。帶著社會改革思想和人權意識的美國宣教師加入神學院教育行列，影響了教會的宣教路線。

1950年中華民國在台灣以反共意識形態為統治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黨主政的蘇聯、東歐國家，和民主政體的美國、西歐等國形成對峙，1949年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韓國及中南半島也有赤化的危機。1950年爆發韓戰，之後冷戰結構形成，共產主義國家和反共國家各自鞏固自己的陣營。被共產黨打敗的蔣介石政權痛恨共產黨，在這局勢下，更是以反共來確保美國的支持。此時跟隨政府遷來台灣的基督教組織和教會，也確立共產主義和基督教信仰勢不兩立的基本立場，發展出反共護教的論述。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並沒有不反共，如同在日本統治時期適應新的統治者、配合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雖然不見得認同政府宣傳煽動人民恐懼共產黨的滲透、製造白色恐怖，仍在許可範圍內盡力撐出空間。但是定根於台灣本土社會多年的長老教會，未能得到戰後移入的新政府充分信任，而部分來自中國的基督徒則協助政府，在反共護教的論述下，操作當時的政治正確，最終逼迫長老教會退出他們所認定的親共組織普世教協。

1951年長老教會加入普世教協，黃克先認為：「長老教會的跨國特性從起初就存在（由英國和加拿大傳入），在加入WCC後被強化，但也因為WCC而使長老教會被黨國盯上，此是情治單位有系統地監控長老教會的起點。然而，黨國也是在這階段與長老教會互動中，意識到後者是其難以有效治理的國家受限領域。」教會加入普世教會組織、和各國的教會往來，很可能以民間力量來促進各國對台灣的了解和幫助，但中華民國政府卻反而擔心教會不受控制，用各種方式阻撓，逼迫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

曾慶豹研究1960年代「黨國基督徒」藉由反共論述和國家一起打擊長老教會的歷程，指出：「在反共壓倒一切的年代，這種意識形態即同時可以用作打擊異己的最佳工具。蔣介石即是經由對共產黨無神論和宗教迫害的指控，來達到把基督教全面納入對他的領導的統治的認同中，進一步即是劃清任何可能威脅到他的領導力量，特別是與外國勢力始終難以割捨的基督教團體。」

除了反共意識形態之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威權文化，也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造成困擾。1949年黃彰輝出任台南神學院院長，曾經想立案，以便學生比照一班大專生延後服兵役，學業可以不必中斷。但是他無法接受立案的條件：一、用國語教學，不能用台語；二、受國民黨政治干預，設置軍事教官、軍訓課、政治週會；三、設置特務機構安全室；四、干預招生，要求廢棄教會小會推薦，編入聯合招生。終究長老教會的神學院此時都保留了獨立性，但是幾所立案的中學就不得不遵照這套威權體制。而禁用母語的政策，更是長期困擾長老教會。

1970年代之後，長老教會以〈國是聲明〉、〈我們的呼籲〉及〈人權宣言〉等公開呼籲政府應進行民主改革，主張台灣前途應該住民自決，「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接著美麗島事件之後幾位傳道人員被捕、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因庇護施明德而遭判刑入獄等事件，長老教會和威權政府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

作為本土且具有民主精神的教會，在威權時代遂成為政府提防的對象，因而長期進行監控，並透過各種方式試圖改變長老教會。

政府如何監控長老教會？

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運作期間曾委託台灣大學社會系林國明教授主持「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其中有關宗教團體的部分以長老教會為例，由黃克先教授進行研究。利用近年自調查局、國安局徵集的監控檔案來進行研究。

黃克先的研究分析，認為長老教會相較於其他被監控者有其特殊性，因此可見黨國監控實作的不同操作，包括納入更多部門、更著重圍堵、勸說、分化等。過往文獻經常預設著監控搜集到這些資訊，將導向的國家單向、明顯、壓迫性的硬性作為，例如對被監控者施以威脅恐嚇、剝削自由、限制權利，甚至鏟除對方。但長老教會的案例揭示了另一種國家對資訊應用的可能，即是雙向、隱然、轉化性的軟性作為，對被監控的團體進行「導從」。

本研究可看到威權政府與社會團體的雙方競逐，而非過往威權政府單向壓迫、監控、打擊社會團體，而社會團體毫無能動性的單向宰制。也就是說，監控者對長老教會從壓制到導從，監視的目的，並非為了蒐證逮捕，更重要的反而是確認內部狀態進而合縱連橫，進而順著長老教會權力運作的模式來轉化長老教會。

黃克先所研究長老教會被監控的歷史，大致分成三個時期，監控的方式：

一、1965-1977：為隔絕並防止「境外毒素」滲透，以「七二零專案」（關乎退出 普世教協事件及其後續發展）為主。

二、1977-1983：全面滲透到逮捕入獄（硬性處置），除了成立「八一九專案」（關乎如何因應「人權宣言」的發展），也反映情治系統內部鷹派抬頭（王昇上台、成立「固國小組」及劉少康辦公室）的發展。此一期間，情治單位對長老教會進行全面大監控，累積共4051人的調查資料，更佈建1169人在全台長老教會監控，每間教會最少一名線民。另外也針 對大專校園裡的長青團契（SCM）及原住民教會進行監控。1982年 5月另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問題之研究」專案。

三、1983-1993：在鷹派失控（發生陳文成事件、林宅血案、江南事件等）後，從 1984年起，開啟搭橋斡旋與組織導從的「軟性處置」，藉助李登輝以及代理總幹事作為溝通橋樑。在高俊明假釋後，更積極進行「導從模式」。所謂的「導從專案」即順著長老教會體制及領導階層的運作模式，進行導從，特別是總會年議會召開前三、四個月，就開始 展開情搜、導正、轉化的工作。

從黃克先的研究可以看出導從專案的成效顯然非常有限。例如從「聖光專案」相關檔案看到，在高俊明在獄中、總會領導中心出缺的情況下，情治單位試圖運作讓某位協力者取而代之成為長老教會的總幹事，但並未成功。該研究報告也指出，整體而言，威權時期對長老教會的監控受限於黨國體制與跨國性教會之間的競合關係，這些協商互動的過程也顯示美國與舉世宗教自由的氛圍確實對於當年的政權有所影響。

長老教會的「能動性」

情治單位即使全面滲透、分化仍無法如願控制長老教會，除了政府忌憚來自美國和世界性宗教組織的關切之外，和台灣社會走向自由化及民主運動的發展有關，也和長老教會信徒的信仰立場及自我認同相關。

歷經1970年代發表三宣言之後，政府和其他教會的不友善對待，反而有驅力去探究並深化其信仰特質，強化群體認同。1985年長老教會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聲明：「我們信，教會是上帝子民的團契，蒙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於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而成為盼望的記號。」這是長老教會在政府監控壓力下淬鍊出來的信念，更加確認基督徒在台灣、在那個時代的使命。

不少教會成員面對情治單位的種種監控手法時，堅定採取不合作、不服從的態度。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件，就是1978年第25屆總會年會，有兩個重大議案：「接納人權宣言為總會立場案」、「高俊明總幹事連任案」，會場上許多人發言反對，明顯是來自國民黨或政府的人員。根據王南傑牧師的回憶，省議員華愛站起來說：「人權宣言妨礙山地教會甚大，應該予以否決。」但一位布農族原住民牧師立刻舉手說：「那位發言者是省議員，不是總會議員，他所說的不能代表原住民教會的看法。原住民教會向來在困境中傳道，在迫害中建立教會，我們已經很習慣了。我們願意以生命守護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後投票，兩個案件都以255票對49票通過。傳說有關單位原先確定會有50票堅決反對，但運作好的這些反對票有一人最後轉向。這樣的局面應該令監控者頭痛。這也是監控策略轉為「導從」的原因之一吧。

關於長老教會的監控檔案

目前已發表的長老教會被監控的研究，主要根據國家安全局的檔案，一個個和政策專案，1965年至1992年國安局的長老教會監控檔案大致可分成三大類：（一）歷屆總會年議會的監控紀錄（1967-1992）。（二）牽涉到國外的監控檔案：例如台南神學院師生出國讀書或開會的紀錄、紐約台灣基督教會（台灣基督教兒童合唱團美國巡迴演出）、高雄漁民服務中心（因需處理外籍漁船的相關事宜）。（三）重大事件專卷：發表人權宣言之後（18卷，大監控時代的開始）、高俊明（4卷，集中在假釋問題及後續發展）。

這些檔案可能僅是一部份，例如退出普世教協這重要事件的1970-1972年的總會年議會就沒有相關檔案。數量更多的監控檔案在調查局。促轉會向調查局徵集監控檔案，已有許多移轉到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調查局的檔案有大量針對個人的監控、偵防紀錄。這些資料，部分已經可由個人申請調閱。

目前，長老教會總會的研發中心有一「監控檔案研究小組」，準備收集整理有關長老教會的監控檔案，期待透過這些資料來進一步了解威權時代政府怎樣看待教會，教會內又因此而產生了甚麼問題，以此為基礎來進一步探討教會內的轉型正義需求。

監控檔案若公開，必須面對協力者曝光的問題。有人是有領工作費、負責寫報告及其他業務者，有人則是被運用。檔案中情治單位用代號、假名，甚至有些人名在交付檔案時還被遮蔽，幾乎無從得知這些人的真實面貌。但他們找來的線民，或在不知情下被運用來提供情報者，卻可以看得到名字，又因為教會內的人際關係，大部分這些人的身份都不難辨識出來。

研究小組閱讀部分國安局的檔案，初步了解情治單位怎樣分析教會內部的運作、試圖介入總會年會的選舉。一份名單顯示幾位人士在總會年會中或蒐集情資、或依照指示阻撓某些議案、支持特定副書記候選人，可以得到工作補助金。但這其中有人根本沒有參加這次的年會。到底該怎樣理解這份名單？還有教會領袖級人物，擔任政府和教會之間的溝通者，但從教會的立場來看，是否算是監控體系的一環？

監控檔案公開，或許可幫助了解一些真相，但檔案中很多資訊並不準確，還常見監控者對被監控者充滿惡意的評析。這些資料某種程度就像八卦新聞，有些人藉著傳言製造成見，形成定論，當事人該如何為自己辯白？即使有機會說出不同檔案所寫的事實認知，恐怕也只能被視為平衡報導的意見之一。當這些資料公開，是否會再一次造成傷害？

研究小組的召集人鄭仰恩曾為文提到：

對於長老教會來說，面對被監控事件的不堪過往及悲情，如何加以因應？事實上，不管是追查真相、解讀檔案，或推動共生和解，都將是鉅大的工程。以下是一些持續追問並自我省思的問題：

如何因應這些「不堪」的過去？如何看待流便、猶大，以及約瑟的其他兄弟們的角色？約瑟又要如何自處？（按：這是出自聖經創世記的典故，約瑟被自己的兄長出賣為奴。）

檔案中所呈現的這些協力工作者（所謂的「線民」）可否算是大時代（反共教育及意識型態掛帥）下的犧牲者？他們之所以屈從，是否迫於無奈，被脅迫、誘導（親屬、同學、鄰居或工作夥伴等）？

長老教會過去是否存在著「無間道（搭橋斡旋、協商、雙面性）」的文化和運作模式？至今是否仍存有「隱性的線民」？如何因應？

轉型正義工程的期許與要求？需要進行對質或對話嗎？推動「真相與和解」（恢復式正義）的可能性？

到底該如何看待這些監控檔案？一方面覺得是珍貴的史料，有助於我們了解威權政府與教會如何往來拉鋸，一方面又不能不有以上的追問，且尚未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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