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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與反抗：讀《〈星火〉—中國的地下歷史學家》
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引用德國諺語：「遠行人必有故事可講」。作為遠行到中國的調查記者，張彥（Ian Denis Johnson）採訪了地下宗教組織成員、維權人士和獨立知識人。《〈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家及未來之戰》（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以下簡稱《地下歷史學家》）是他最近出版的新書，彙集了近二十年對地下歷史學家的採訪。那麼，地下歷史學家的記載為什麼對現在和未來如此重要？
過去、現在、未來
作者描繪當下西方主流講述中國主題故事是：中共恐怖監控，文化滅絕，盲目的民族主義，一切都由中共掌控中。《地下歷史學家》講述了中國的另一種可能性，遊擊帖子、歷史小說、政治藝術作品和地下電影，記錄中共造成的人禍和民間反抗。書中地下歷史學家包括獨立紀錄片製作者如艾曉明和胡杰，學者高華、郭於華，作家唯色、譚合成，記者老虎廟、江雪、張展、陳秋實等。
張彥列舉了官方修改的歷史領域，官方允許敘述的歷史版本。而地下歷史學家尋找被禁資料以及事件中的倖存者，發現被隱藏過去的真相，報導現在發生被官方禁封的事件，為未來留下記錄。作者以此將本書內容分為三個部分，過去、現在、未來。這三個部分共有15章，前13章中每章包括兩小節，其中一小節是作者採訪日誌，另一小節總稱為記憶，是對已有資料的概要。
第一部分以本世紀初楊顯惠發表夾邊溝小說系列為起點，王兵隨後拍攝了同一題材的電影，艾曉明以紀錄片形式延伸記錄了不同地區的勞改營。不少這類紀錄片都以反右和大饑荒倖存者的回憶錄作為素材。在大饑荒期間的民刊《星火》是《地下歷史學家》記載自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有組織的反抗。在《星火》的參與者和倖存者向承鑒、譚蟬雪的回憶書稿在地下傳播後，胡杰以紀錄片重現了《星火》的歷史，江雪對《星火》倖存者的系列文字採訪，呈現了《星火》網路抵抗的多種面向。此外，這部分也簡介了體制內刊物《炎黃春秋》。這份刊物發表了不少與官方正史記述不同的文章，其生存策略是利用曾被毛時代清洗而後重回權力中心的官員包括習仲勳的支持，維持出版。在習近平爬上最高權力後，《炎黃春秋》被改版直至關閉。以歷史作為武器，服務於當前權力，這是中共制度的基本特徵。作者描述了中共將修史與神話結合，擴建國家博物館，以權力和暴力製造「歷史選擇」話語，服務於「復興」、「中國夢」等教條的灌輸。
第二部分首先引述了方勵之在六四後分析中共遺忘術造成公共健忘症的論述。作者不完全同意這種觀點，強調官方檢查制度在公共失憶方面的局限性，如傷痕文學，王小波小說中追憶以往、嘲諷偉光正，這顯示地下歷史學家在壓制和審查下尋找線索，重新喚起公共記憶的努力。作者採訪了最早的公民記者老虎廟。他騎自行車拍攝被遮罩的歷史，採訪沿途中的邊緣群體、公民行動者。在阿拉伯之春抗議引發了中國茉莉花抗議後，老虎廟被從北京趕走，在西安定居，記錄和傳播法律學者諶洪果創辦知無知書院的公共討論。如同所有其他民間平臺的處境一樣，知無知書院被權力擠壓後關閉。這部分還包括了艾曉明的文革經歷，與《記憶》期刊的文革歷史記錄，當下對相關事件的辯論，譚合成調查湖南道縣屠殺，地下歷史學家從多種維度再現文革歷史。此外，張彥概述了遇羅克撰寫《出身論》的傳播、鐵流編輯和傳播《往事微痕》、鄉村紀錄片項目，這些記錄也與現在進行的維權和公民行動重疊交錯。
2011年2月，中國「茉莉花活動」於北京第一次集會，由匿名人士通過網際網路發起，期望以網際網路關注力量，集會圍觀改變中國。 (圖/ Daleks, CC BY-SA 3.0)
第三部分《未來》寫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公民行動和記錄，在疫情中，艾曉明作為志願者團隊成員，分發物資給社區。方方小說《軟埋》更像是對疫情的預言。李文亮和艾芬因揭示疫情真相被訓誡和過濾信息的接力記錄，公民記者陳秋實、張展報導的人道危機。作者也介紹了唯色的寫作，在帝國建構的官方敘事中，內外藏學歷史學家的記載是中共審查的主要領域。中共對香港的壓制，使其喪失了作為民間歷史書籍出版平臺和傳播樞紐的功能。作者結語寫到地下歷史學家在打壓中變通，完成自己調查，這些記錄如同星火，對現在和未來可能足以燎原。
民間歷史記錄的內容和形式
中共的歷史記錄是以暴力作為後盾，過濾、刪節和審查形成了對過去的壟斷釋義。系統重塑歷史，偽造當下權力的正當性，控制現在和未來，中共與古今中外所有缺乏合法性的統治者一樣。《地下歷史學家》找尋被掩埋和篡改的歷史，使更多人知以往，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維穩、圖博、香港、疫情，理解過去與現在的關聯，評估未來，這也構成了當下反抗的基礎。
本書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部分，更像是作者對採訪日誌的彙編整理，而不是嚴格的時間順序。作者強調只有數字時代才能打破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界限。不過，地下歷史學家的作品流傳跨越時間限制，並不是從數字時代才開始的。正如作者在本書序言所提到的蘇聯東歐陣營中samizdat。在互聯網開始之前的紙媒時代，中國也有類似的民間刊物。而民刊的形式不僅是記載地下歷史和交流思想的平臺，而且也是社會運動的大腦。作者研究了地下歷史學家，但忽視了地下歷史學家對民間反抗歷史的梳理，忽略了中共統治下，不同反抗之間的關聯以及與民間反抗思想之間的關係，如五一九運動與《星火》，《出身論》與文革異端思潮以及反抗，民主牆與1989年民主運動、民間歷史包括國際的交流和傳播與維權和公民運動、勞工和女權運動。
Samizdat（俄語：самиздат，自我出版），是持不同政見者逃避蘇聯官方審查的一種活動形式，因為打字機和印刷設備需要正式登記和許可才能使用，通常以手工複製地下臨時出版物，並在讀者之間傳遞文件 。（圖/Nkrita, CC BY-SA 4.0）
本書沒有討論地下歷史學家如何評價民間抵抗思想，這些思想有什麼局限性，後來的抵抗是否有所借鑒和進步。在六四後，社會分層更多，社會抗議散沙化和缺乏社會運動的持續性，這是否來自作者所說「盲目民族主義」的影響？這種盲目民族主義是否存在於不同族群？而根植於中華帝國的大漢沙文主義不是「盲目民族主義」。地下歷史是否可以成為不同族群和性別、社會階層交流的重要內容？探索這些問題可以借鑒以往的研究。感謝張彥和同伴將寫作中收集的資料，彙聚到民間檔案館網站，有志者以此可以更多瞭解異議文化和反抗歷史的記錄。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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