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與真相之間的縫隙與悲劇（上）

一

天鐸兄要我為他的新書寫序，很難拒絕。序有兩種：一是專業考量，目的在尋求專業領域內部的認證或討論；另一種是友誼的懇託，目的在邀請好友參與自己寫作或研究過程中的辛勞、鬱悶、發現和喜悅，具有分享性質。天鐸電話上說：「糾結多年，終於寫出來了。好友當然要共襄盛舉，以壯聲勢。」老兄的邀稿顯然並非專業考量，而是友誼邀請。這種以分享為目的的序，多少帶有「威脅」的成分，卻又令人感到溫暖；下起筆來，理智和情感格外矛盾。

不過，友誼的寫法，可以泛泛地說，也可以細密地說。天鐸既然用一年多的時間，以一塊塊拼圖的方式，一步步解開一個鬱結在他心底十七年的情感、困惑與謎團；那我這篇回饋的序，似乎也可以以相應的時間跨度，和天鐸分享我對江南案的理解。不是專業的層次，純粹是生命的「分享」，是我對1970年代以來，中華民國、黨國體制和台灣主體意識變遷的觀察、焦慮和反省。轉折的時間點，就在1984江南案發生的那一年。

二

1984年9月13日我飛了足足十個半小時的飛機抵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待四個半小時後，轉搭歐洲內陸飛機直飛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開始我在魯汶求學三年半的生活。

第一次出國就跑這麼遠，古老大學城的秋天雖然美麗，內縮的心境，仍不免令人感到緊張、孤寂。荷語區老魯汶台灣的留學生不多，香港的同學有一些，最多的是大陸來的留學生，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顯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我很快地和中、港、台的同學們熟識了起來，兩岸三地長年的政治分隔、詭異的歷史情感、複雜的國族認同，大家在海外相遇，彼此之間充滿了好奇，都想了解對方的實際狀況和想法，我的宿舍因而成了大家聚集聊天的地方。七O年代起國際冷戰結構的鬆解，香港媒體環境相當活絡，金庸的《明報》、李怡的《七十年代》、溫輝的《爭鳴》、金鐘的《開放》、陸鏗（大聲）的《百姓》等政論性雜誌，受到讀者熱烈的歡迎，也成了中、港、台同學爭相閱讀、探索彼此的重要資訊來源。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爆發的消息，我們就是從香港方面的報導得知的，角度多元，和台灣媒體多所不同。事件被披露之後，很快成為我們爭論的話題。其實，台灣的媒體環境七O年代起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戒嚴體制還在，但《中國時報》、《自立》報系、李敖的言論和雨後春筍般發行的所謂「黨外雜誌」，都成了衝撞中、港、台政治結構的重要力量，反映了整個大時代變革的趨勢和動向。那二十年應該是兩岸三地媒體人最美好的年代，深刻影響戰後華人社會的政治、心理構造。這正是我理解江南案真相的第一個基礎。

三

許多報導包括天鐸拼圖的結論，大都認為江南案的發生，主要是因為劉宜良（江南）這個人嚴重觸犯了情報工作的基本規矩，情報局相關人員的證詞，也都指向這是一件「制裁」的行動。天鐸2007年底出席竹聯幫精神領袖陳啟禮在台北大直的告別儀式，見到張大春題贈的輓聯：

「啟節秉乎天人從俠道知忠藎

禮失求諸野夢斷關河望竹林」

這幅悼詞顯然引發了同屬國安系統的天鐸強烈的共鳴，因而開始了他長達十七年的拼圖旅程。從回憶1987年大牛（劉金生）在巴西的猝死，以及陸陸續續和江南案相關人員的直接接觸、交往。真相明顯擺在那裡：劉宜良叛國（三面間諜），情報局按程序報告、籌劃、並結合竹聯幫人員執行制裁的行動，實乃忠義俠道之舉。我並不懷疑這一連串情報局方面研析出來的判斷及其真實性。但我更想從七O年代、八O年代中、港、台媒體大環境的背景，試著理解劉宜良這個人所秉受的時代性格。

檢視劉宜良成長的軌跡，不難發現依附軍旅可能並非他真實的志願。在那慌亂的時代，這類不得已的生命抉擇應該不算特例。他自修考進政工幹校新聞系，可能漸漸意識到「政治宣傳」和「新聞報導」遵循的是不同的邏輯，服膺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與「真相」。其實，軍中對政戰人員角色扮演的質疑，一直都是公開的祕密。劉宜良在幹校畢業前夕遭開除、與夏曉華發展的關係，以及後來他在「正聲電台」、《台灣日報》、香港乃至在美國媒體界的發光發熱；在在顯示媒體工作對他有更大的吸引。這除了緣自於他個人的志趣與才華，兩岸三地政治情勢的解凍，歷史大環境的鬆軟，為新聞媒體事業創造了大好的機會。像劉宜良這樣文筆好、英文好，又多少掌握了台灣黨政軍禁忌話題素材的人，當然會成為兩岸三地報章雜誌競相爭取的寵兒。劉宜良的幸運在這裡，悲劇也在這裡。

他寫《蔣經國傳》，動念要寫《吳國楨傳》，其實是那個爆料時代媒體人趨之若鶩的事。民國以來兩岸三地被混亂的政治局面禁錮、變造、扭曲或美化的人、事、物，遮蔽了眾人所有的視線。七O、八O年代媒體的解放，「真相」的揭發與探索，不但是群眾心裡的渴求，也有市場的需要。從毛澤東、周恩來，到蔣介石、張學良，種種有關軍閥時期、國共鬥爭的大小故事，一一提到檯面上，真假莫辨，卻滿足了大眾的好奇心。我認為這是劉宜良所屬的時代性格。

劉宜良的遺孀崔蓉芝後來嫁給傳奇報人陸鏗（大聲）。陸先生在香港創辦的《百姓》月刊，是我比利時唸書時期每月必翻看的雜誌之一。1990年代末，因戴國煇教授的引介，我有幸和兩位時代風霜人餐敘小酌，記得當日話題並未及於江南案，初次見面，我也不好追問往事。不過，媒體報導中，崔女士堅決否認其夫婿為三面間諜的說法。陸先生和許多當年與劉宜良熟識且密切往來的朋友，不少是兩岸三地有名的媒體人、知識分子和官場人士，在他們後來發表的追念文字中，都指出劉宜良善於言詞，交遊廣闊，個性爽朗且樂於助人，是一個藏不住祕密的人。百無忌諱，常說：自己知道什麼就寫什麼，該怎麼對就怎麼寫；不求人，就不怕得罪人。朋友們喜歡聚集在他家，可能也是因為在那裡才能暫時丟開兩岸三地種種禁忌話題，可以一吐為快。這樣的自信和安全感從哪裡來的呢？

我和夏曉華先生的子女都是舊識，老夫人在世時曾去過他們陽明山的老家吃飯、唱老歌。老夫人過世後，還和其他友人受邀幾次參與夏氏兄妹的家宴。除了曾獲贈夏曉華先生《種樹的人》一書外，我和夏氏兄弟在一起，從未談過和他們父親相關的事，更沒有論及江南案的始末。不過，在網路上卻曾看過夏禹九兄一分訪談紀錄，令我印象深刻。因父親的關係，禹九三兄妹從小就和劉宜良熟識。赴美留學期間，禹九曾到華盛頓特區探望當時住在那裡的劉先生，禹九是這樣說的：

「我去找他，到了他家客廳，他才問夏鑄九去哪？我說夏鑄九去玩，然後就會回台灣。劉宜良對台灣非常反感，他一直叫夏鑄九不要回台灣。他聽到夏鑄九回台灣，就跳起來說：怎麼走了！然後他就叫當時唸小學的兒子出來，問兒子說：你是什麼人？他兒子大聲地說：我是美國人。劉宜良再問：美國國歌怎麼唱？他兒子開始唱星條旗國歌。這個印象非常鮮明，劉宜良認為他已經是美國人，所以中國大陸跟台灣拿他沒有辦法。這是他的背景。」（引自「你說對不對」活動第二場的文字整理。時間2014年7月4日。主持人袁孔琪；與談人：夏禹九。發表時間，2015年7月19日）

我想，「我是美國人」這樣的心理認知，正是劉宜良敢於放膽說話、揭發「真相」的底氣。他像是一隻擺脫了兩岸三地烏煙瘴氣、密不透風、令人窒息的籠中鳥，以為可以自由飛翔、歌唱（這何嘗不是那一代人共同的夢想）。他顯然太過於樂觀，低估了保守力量的反撲。（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