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新冠的空白頁，有更多的故事

麗莎·羅森鮑姆（Lisa Rosenbaum）醫師，她在NEJM上發表的〈很久很久以前……英雄就位〉（Once Upon a Time…the Hero Sheltered in Place）說 : 「新冠大流行出現一種安靜的英雄：我們被要求留在家中。我們不會遊行。大多數人無法將自己的犧牲與任何獲救的生命聯繫起來。但是他們的故事中也有英雄。編寫大流行後腳本非常困難。但是，如果我們記得在這場災難中，每個人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那麼空白的頁面將再次充滿故事。」這是一篇非常動人的文章，一個不忘起初之心的醫者，在新冠這個世紀大災難，在大災難的「重症區」美國紐約，她遇到哪些事？想著哪些事？她娓娓道來，令人動容。

少數族裔沒有奢侈的社交距離或在家工作
麗莎·羅森鮑姆醫師說，她看到那些醫療行業以外的英雄人物，這些勞動工作者對工作的承諾遠勝於醫師的奉獻。「我不能在家工作，我的工作是必須完成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城市服務。」一名做清潔工作的工人在推特上說 : 「我們將繼續收集垃圾，醫師和護士將繼續進行醫師和護士護理。會沒事的，我們會沒事的。」 此外，新冠對少數族裔造成的損失不成比例偏高，由於少數族裔佔「必要工人」的大部分，他們沒有奢侈的社交距離或在家工作。他們都是英雄。

你是誰？如果你不能成為自己想像中的英雄？
麗莎·羅森鮑姆醫師同時也是一名作家，《華爾街日報》的通訊員。儘管父親建議她這段時間多寫作，「但我發現寫作不足以應對新冠造成的巨大災難」。她剛到紐約的時候，想成為作家。正好碰到911事件，當她想要奮筆疾書時，同事告訴她「現在就災難進行報導還為時過早，這不是悲傷的時刻。」「於是我停止寫作。徘徊在曼哈頓下城，我盯著成千上萬流浪者的海報，想到他們如何過活，我知道我講那些悲劇的故事是無法抹去悲劇本身的，是無濟於事的。我想成為他們的一分子。所以我換了跑道，去了醫學院。」

讓自己成為故事的主人翁是一種敘事陳詞濫調，但是許多人在尋求進入某行業時都會講述一個「我想幫助人」的故事。對於某些臨床醫師而言，這次的新冠大流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來承擔這一個角色。但是對於那些「做不到」的人來說，英雄主義的故事可能變成令人陶醉一樣沉默寡言。在場邊觀看的臨床醫師不僅必須面對羞愧和內疚，還必須面對失去原始故事的美麗。「你是誰？如果你不能成為自己想像中的英雄？」

「我活著？還是死了？」
今年3月下旬，麗莎·羅森鮑姆醫師和她的母親，談到她即將在新冠期間做哪些臨床工作，母女有了爭論。「母親說我的行為像個少女。如果您最後要呼吸機怎麼辦？」她問。我說：「我活著？還是死了？」她沉默。
麗莎患有狼瘡症，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療。包括她執業的波士頓的百靈醫院和婦女醫院，當新冠對美國造成沉重打擊時，「我決定參加在4月份進行計劃的2週的住院心臟病學職務。我考慮過這個決定，但我並不覺得困難。儘管狼瘡症感染的相關數據有限，但可以合理地假設我被感染和重病的風險高於平均水平。但是我在權衡這些未知風險與完全可以預見的風險之間：承受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公共衛生危機的痛苦」。

「我第一次了解新冠毀滅世界的潛力以及我們卻缺乏制止的能力，那一刻是在三月初。我當時在TEDMED（一個以健康和醫學為重點的年度會議）上，在兩次談話之間，我讀了一個西雅圖物理治療師的故事，說新冠病人有的是沒有症狀的。物理治療師寫道：『這真令人沮喪，因為我正試圖在懲罰「軟弱」時刻（例如請假）的系統中做正確的事。』 哇，我想。如果我們甚至無法檢查測試出受感染的醫護人員，並阻止他們感染易受感染的病人，那將變得非常糟糕。」

她不懼怕死亡，但相信沒有人應該一個人死去
坐在我左邊的是馬薩諸塞州的初級保健醫師Kerri Palamara McGrath，他的2歲兒子被一輛麵包車撞死。在我右邊的是斯坦福大學內科醫師，神經外科醫師保羅·卡拉尼西（Paul Kalanithi）的遺孀，他先生2016年寫了他的《呼吸的氣息》，37歲時死於癌症。我的兩個朋友都面臨著深不可測的悲劇。她們在家中都有一個年幼的孩子。然而，當他們走上前線時，他們還可以同情於患病病人的渴望和緩解。顯然，當衛生保健工作者受到積極感染時，她呆在家裡並不適「弱者」，沒有什麼錯。但是，如果我們的系統更廣泛地「懲罰弱者」，那可能是代表，正如大流行提醒我們的那樣，我們需要醫療保健工作者變得更堅強。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我到處都看到了勇氣。當我在義大利採訪有關新冠的醫師時，一位年輕的醫師告訴我說：「您可以在他們的眼中看到恐懼，但他們還是想幫助病人。」當時義大利已有100多名醫師死亡。

「我在其他免疫抑制的人中看到勇敢。我的父親是一名風濕病學家，告訴我一個83歲患有嚴重類風濕關節炎，低血球蛋白血症和COPD的病人。每年冬天，她都會因肺炎住院。與她進行遠端視訊看診的前一天，她摔倒了，急診醫療服務必須幫助她重新起床。然而，她正在尋求父親關於自己健康以外的其他問題的建議：她擔心大流行期間的孤獨感；我的父親可以幫助她嗎？她說，她不懼怕死亡，但相信沒有人應該孤獨一個人死去。」

「我的母親是少數女性的心臟病專家。在我的童年記憶中，我看到她站在火爐旁為我們做飯。許多夜晚，我因為她接聽電話的聲音驚醒。如果她必須前往醫院，她會踮著腳走，在開門前穿上鞋子，我總是仔細聽她的最後的腳步聲。然後我會一直保持清醒，直到車庫門的聲音響起，代表她已經回來。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她；她的工作曾經如何使我的幸福『受傷』，這會讓她感到痛苦。而事實並非如此：我了解她正在挽救生命，這需要犧牲。」

我有許多同事，他們的高齡使他們在新冠疫情處於危險之中，其中一些人以其科學和臨床專業知識而享譽世界。他們應該在第一線嗎？懷孕或準備懷孕的女性醫護人員呢？幾十年來沒有照顧重病病人，有配偶或孩子處於危險之中，或者只是害怕而又不想這樣做的醫師呢？還有，其他基本的衛生保健工作者，那些打掃房間，運送病人，分發口罩的人，對他們而言，不工作的經濟後果可能會更加嚴峻？那些還在受訓的年輕醫師或醫學生呢？與我不同的是，其中許多人別無選擇，我們付給他們的錢最少，他們做的是最辛苦的工作，醫院並依賴他們進行大多數直接與病人地互動。如果您年輕，生存的機率會更高，但由於感染了這麼多人，一些年輕人也會死亡。

冒著生命危險的工作者，都將永遠是英雄
我和我母親在表弟（我舅舅的最小兒子）去世一周年之際有了最大的爭議。我們有兩天沒有說話，對我們來說是極不尋常的。我們的隔離時間約為2個月。在那段日子裡，我醫院感染的員工人數攀升，《波士頓環球報》發表了一篇有關馬薩諸塞州衛生保健工作者中高感染率的故事。對我來說，考慮到我的醫院人手短缺的可能性，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必須加緊工作。但對我的家人來說，他們很恐懼。甚至我的姐姐——她是內分泌學家也是我最可靠的盟友——也沒有站在我這一邊。父親給我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標有「全家福」，當我不回覆時，他給我發了「表情符號」，我想這代表他的無言。情況顯然很嚴峻；因為他之前只給我發過一次表情符號短信，而且我敢肯定第一次是偶然的。

我的父母正在俄勒岡州波特蘭的家中隔離，第二天下午我在FaceTime上給我父親打電話。他說：「我從未見過你媽媽這樣。」「她哭了兩天。」 他遞給她電話，當我看到她的臉時，就好像我第一次複診病人後經常感到不適，因為只看了他們的病歷。數據告訴你疾病的嚴重性，但直到看到病人的臉龐，我才感覺到有多嚴重。當我看到病人時，我已經學會為這個意料中的時刻做好準備。但是我沒有為看到媽媽做這樣的準備。我不記得曾經見過她害怕。她說，「我不忍心再也見不到你。」「好，」我說，「那我離開了。」就是這樣。

我的臨床主任告訴我不要再多想了，幾分鐘後，發現有人願意代我的班。有一天，我希望感謝那個人，但是現在我無法找到是誰代了我的班。我上任的日期與波士頓的新冠病人激增的同時。我必須說，照顧這些病人的人，以及全世界所有其他冒著生命危險的工作者，都將永遠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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