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宅已不再是「要不要做」,而是「如何做得更好」:三位台北市長候選人各提出哪些政見?

文:李佐勳

根據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以下簡稱住盟)行文地方政府所得的統計數字指出,即便勉強算入「規劃設計中」的數量,六都至今也僅完成4萬8304戶社宅,相比於中央「12萬戶」的目標而言,仍有一大段距離。衛福部於2015年的評估便指出,單就《住宅法》所規範的社會與經濟弱勢部分,其社會住宅需求量就高達24萬8067戶,這還未納入一般在外租屋的青年與一般家庭。

此外,台灣的社宅政策有獨步全球的抽籤制,因為社宅供需的不平衡,使得社會弱勢只能憑籤運來一搏入住的機會。

根據住盟所提供的數據顯示,雙北的社宅中籤比率皆不及7%,而桃園與台中也都不到20%。住盟就認為,社會住宅極端的供不應求,只能從供應的量來做改善,即便中央已經於在2018 年成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並規劃於2021~2024 年(第二階段)加緊社會住宅的供應量能,但中央政府本身所能供應的量也有其極限。住盟所提出的主張是,社宅不分黨派,中央蓋、六都也要蓋,分頭並進加速社會住宅的存量累積。

三位台北市長主要參選人,有哪些社宅政見?

面對社會住宅這一題,直轄市長的候選人們自然免不了受到放大鏡的檢視。

民進黨籍的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就表示,台北現有住宅約96萬戶,按國際標準社宅比例應達6%,為5.7萬戶。目前直接興建的社宅已有1萬9444戶,而中央與地方已規劃則有9021戶,陳時中表示,他的政見是在未來4年與中央合作新增1萬1535戶,使直接興建的社宅數字增加到4萬戶,另有包租代管達1.5萬戶、政府包租民間住宅2000戶等,目標4年任內使總社宅數完成5.7萬戶目標。

但實際上單單就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37個成員國而言,平均的社宅佔全國住宅總數約7%,鄰近國家如日本、韓國,在社宅的建置上早已遙遙領先台灣,因此增加社宅的供應,此刻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蔣萬安的養住政策,沒有針對具體要增加多少社會住宅提出政見,但現有的社會住宅「誰要住」,蔣萬安對於這題則是多有著墨。他強調未來要提撥至少2成的社會住宅,優先給生第二胎並符合資格的家庭優先入住,將少子化的議題和社會住宅的議題一網打盡。

另外,蔣萬安也提出「青銀換居」的政見。執行面上,蔣萬安希望能在老舊公寓旁建設有電梯的社會住宅,讓老年人搬入新社宅後釋出房間,經北市府維修,再透過「包租代管」等誘因,包括較便宜租金,承租給年輕人。蔣萬安認為,年輕人在沒有電梯公寓的裡面沒有關係,因為他可以爬樓梯。

而對於長輩、行動不便者,可以換到有電梯或者是有人隨時照顧健康的社宅裡。至於如何吸引年輕人租老舊公寓?蔣萬安說,會有租金差價透過政府來補貼,老屋則透過「媒合共居」的方式來吸引年輕人入住。

黃珊珊則認為,社宅租金須考量興建及營運成本,避免設定一個過低的數字造成後續的營運赤字使政府須不斷補貼,而針對弱勢社宅住戶則另提供租金補貼來達到平衡,租金訂定考量須能填補成本,至少使政府不至於再花錢維持,如齊頭式地調降租金、折扣可能讓社宅的經營在未來出現困難。

陳時中政策小組的總召集人管碧玲就批評,黃珊珊擔任副市長時,對社宅案「刪了又刪」,黃珊珊對此也表示,社宅不只單純工程興建,還包括在地溝通。黃珊珊認為,陳時中缺乏地方的行政經驗,因此不了解這些溝通與設計需要許多成本,並非市府所能隻手遮天。內湖區的東湖社宅案所引發的周邊民意反彈就顯示,在社宅的第一步,和周邊居民相關資訊的溝通、預算配置,以及交通、教育等民生項目到位與否,是相當複雜的問題。

高雄與桃園,也面臨類似的討論

我們將目光暫時從台北市移開,高雄市市議員曾俊傑就指出,市府預定興建一萬二千戶社宅,與實際需求存在很大的缺口,應該考量各行政區人口的比例來尋覓合適的社會住宅用地。

實際上,近年隨著台積電決定進駐高雄,高雄房價一路走揚,近二年半新建案房價漲幅甚至接近80%。而面對高雄房價的瘋漲,市府開徵的囤房稅和社宅是否藥到病除?這點也是眾說紛紜。曾俊傑說,高雄市社會住宅需求量是全國最高的43821戶,不過高雄市預定要建造的社會住宅總數只有一萬二千戶,依舊有三萬多戶的缺口。

曾俊傑指出,這四萬多的數字是指低收入、老人等多項弱勢指標計算出來的,而很多買不起房子的正常年輕族群等,並沒有被列在計算標準裡面,換句話說,想入住社會住宅的人口,要遠超過四萬多人的數字。

只是,社會住宅的議題,也不是只有蓋好就能藥到病除,後續的租金設計等,都需要決策者的謹慎。

桃園區市議員參選人袁慧心指出,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號社會住宅為期三年的租屋合約九月底到期,有住戶抱怨後續租金漲幅太兇,特定房型的漲幅竟高達四成。如何去合理設計社會住宅的租金,也是一門相當大的學問,在桃園的這個案例之中,收入級距最高的社宅使用者,在租金調整後,反而變成租金收最少的一群,實不符合比例原則。

而一旦社會住宅真的排除萬難蓋好了,「租金怎麼收」是問題,「誰能住」更是社宅議題的重中之重。

租金怎麼收?誰能住?

目前台灣社會住宅,因為總體量能的缺乏,採取國際少有的「抽籤制」入住。雖然目前部分直轄市,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對於具備《住宅法》第4條身分的優先戶有「評點」的機制來篩選可能更加需要的弱勢戶優先入住,而對於不具此一身分的一般戶,仍以抽籤方式決定。只是,社會住宅作為社會安全網的重要一環,攸關到誰得以被社會安全網承接,靠運氣真的是公平的嗎?

且抽籤制的一大短板在於,地方政府的社宅政策可能隨著民選選舉,百里侯換人做而風雲變色。社宅的需求方和政府的承諾關係只在抽籤當下有效,偏偏在台灣的政治文化中,我們總是能見到弱勢族群在選舉一時被喊得震天價響,但我們在多數選舉以外的時間,卻罕能聽見他們真實的聲音。

台北市議員參選人劉仕傑就提出,台北市的社宅政策應該參考如英國、法國、荷蘭等,採「輪候制」(waiting list),才能形成強大的支持社宅持續興辦的社會基礎,也讓選票成為監督社宅興辦的政治壓力。

住盟也認為,「輪候制」的最大好處在於透過具文的等候名單,讓民眾知道自己何時可能入住何間社宅,無論換哪組候選人當百里侯、都要面對這些具體已經輪候多時的選民。

此外,不同國家輪候制的內涵又有所不同,住盟指出,法國巴黎的社會住宅由不同機構運營,但申請需統一向市政府提出。依申請者身份點數優先順序、收入、戶口人數、工作地點等列入等候名單。另設有獨立的審查委員會,依據現有可供給的社宅數量與需求者特性進行政策調配。住盟指出,依據住宅法,社宅的入住機制調整是地方的職權,並不涉及中央修法。若地方政府願建立可長可久的社會基礎,「輪候制」絕對是根本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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