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與他的脆弱家庭們——如何合力送孩子回安全的家

報導者

文/簡永達

社工的工作容易感到挫折,不確定能不能看到成果,在日復一日的高張力工作後,又經常懷疑自己,為什麼沒法送孩子回家?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呼聲是:協助脆弱家庭不只是社工的事,而是社會每個人的責任。

4年前,兒童福利聯盟花蓮中心社工陳怡宏接起一通電話,女子劈頭就說:「我不想活了,孩子你帶去養。」隨後,對方將手機關機,失去聯繫。

問題來得令人措手不及,掛上電話,陳怡宏緊張地聯絡自殺防治中心,對方回應如果找到人後可以轉給他們輔導;他又打給警局,請警察幫忙定位手機訊號,但沒有人手可以協尋。折騰到晚上,他終於接到電話,女子被送進醫院了。

他趕到醫院時,看見一幅典型高風險家庭的景象:接近全盲的奶奶、收入不穩做臨時工的父親,以及6歲了卻沒去上學的小孩,病床中央的女子手腕爬滿刀傷,不在乎多添上一筆疤痕。

陳怡宏看著眼前這一幕,像被重擊了一拳,相當挫折:「我能做的都做了,為什麼還是讓小孩目睹媽媽自殺?」

這是34歲的陳怡宏在高風險家庭輔導計畫的第一個個案。為了保護每名兒少的安全,政府有套三級預防體系,教師或民眾通報社會局後,如果案家符合第二級的高風險家庭指標,如父母入獄、罹患精神疾病而無法妥善照顧孩子,民間社工就會介入輔導;若孩子有受虐之虞,家庭完全失去功能,則進入第三級,由政府的兒少保護社工介入。

不管是輔導高風險家庭的社工,還是政府的兒保社工,都是社工界進行「家庭社會工作」的成員,他們幫助受挫的家長找回能力,相信讓孩子在家庭裡穩定成長是最重要的。

這群守在脆弱家庭旁的社工,全台不過1,000人(註1),協助台灣每年近1萬多戶高風險家庭,守護超過2萬4千名兒少。其中,有6千多名面臨受虐或疏忽照顧的兒少,成為需要政府緊急介入的兒少保護案件。(註2)

註1:針對兒少保護,政府規劃三級預防體系:初級加強社區裡兒少保護教育宣導;二級預防是實施高風險家庭輔導計畫,找出社區裡因父母入獄或罹患精神疾病,而無法妥善照顧兒少的家庭;三級保護則是兒少保護案件,指兒少遭受虐待、性侵或疏忽照顧,且有生命危險之虞。2017年,全台輔導高風險家庭社工約237人,政府的兒保社工加上民間協助輔導家庭的社工772人,兩者相加共1,009人。

註2:據衛福部統計,2017年高風險家庭開案家庭數10,589戶,其中兒少數為18,458人,另外兒少保護案件人數為6,054人,兩者加總為24,512名兒少。 

但他們的工作容易感到挫折,不確定能不能看到成果,在日復一日的工作後,又經常懷疑自己:為什麼沒法送孩子回家?

註1:針對兒少保護,政府規劃三級預防體系:初級加強社區裡兒少保護教育宣導;二級預防是實施高風險家庭輔導計畫,找出社區裡因父母入獄或罹患精神疾病,而無法妥善照顧兒少的家庭;三級保護則是兒少保護案件,指兒少遭受虐待、性侵或疏忽照顧,且有生命危險之虞。2017年,全台輔導高風險家庭社工約237人,政府的兒保社工加上民間協助輔導家庭的社工772人,兩者相加共1,009人。

註2:據衛福部統計,2017年高風險家庭開案家庭數10,589戶,其中兒少數為18,458人,另外兒少保護案件人數為6,054人,兩者加總為24,512名兒少。

送孩子回安全的家,為什麼這麼難?

這套保護兒少的防護網裡,高風險家庭社工是預防角色,在孩子被傷害前找出社區裡需要協助的家庭;不過一旦虐待發生,兒保社工是最後一道防線。

系統是這樣運作的:當各縣市社會局接獲兒虐通報後,兒保社工出動調查,如果孩子的受虐情況嚴重,社工先將孩子帶離家庭,尋找合適的處所安置,再介入重整家庭,直到確認家庭的風險降低、足夠安全了,才送孩子回家。

許多國家都曾經歷親權與公權力關係的轉變。過去,父母是孩子天生的照顧者,但後來,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的想法出現後,國家成為孩子的保護者,社會同意政府應適時監督父母親權的行使,保障孩子在成年前能得到安全的照顧。

在台灣,公權力得以介入家庭,不過是這15年間的轉變。雖然台灣1970年代已有《兒童福利法》,但早年政府的角色仍處於被動地救濟孤兒;直到2003年修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確立兒童保護工作的法源依據後,社工得以進入家庭保護受虐兒少,將孩子帶離家庭安置,必要時由國家代行親權。

這是為什麼兒保社工會出現。他們代表公權力,將失功能家庭裡的孩子帶離後,社工被賦予重整家庭的任務,他們得想方法盡快恢復父母的照顧能力,再把孩子送回家。

把孩子送回家的目標很清楚,但落實卻難如登天。

柯伊純在嘉義縣擔任兒保社工3年,她手上有個已經8歲的男孩,父母間有嚴重的婚姻暴力,母親曾半夜把當時才幾個月大的男孩丟在路邊,指責父親不願照顧,男孩從1歲起就被安置,已經進出安置機構3次。

柯伊純安置孩子後,每個月都去家裡訪視,但男孩的媽媽從來不接電話,她只能站在門口,經常等上3、4個鐘頭才等到母親回家,運氣好時,案家的母親會裝沒看見,她努力擠在門縫旁講兩三句話;運氣不好,媽媽會發脾氣拿掃把趕人,一邊大罵「妳這個笨蛋」、「沒用的飯桶」。

「我希望提升媽媽能力再送孩子回家,但媽媽非常抗拒, 她覺得我搶走小孩。」孩子第三次被安置後,柯伊純相當挫折,她不希望孩子在機構長大,但家裡還是一團亂,酗酒的父親毆打家人,媽媽沒有辦法控制憤怒,經常怒氣沖沖地對家人吼叫,就算到精神科就診也不願按時服藥。

這只是柯伊純服務的其中一戶,兒保社工們輔導的通常是最困難的家庭。在美國,每名兒保社工每月負擔20件以下的個案,但台灣並沒有案量上限,平均案量約35案。柯伊純6月的案量約33案,如果是暑假或每年11月份低收入戶複查後,親子衝突增加或是家庭經濟遭遇重大變化,成為兒虐案的高峰,案量可能高達50案。

以社工每月工作天數22天來看,每戶家庭每月至少家訪一次,部分高危機的家庭需每週訪視,觀察家長改善的情況;像柯伊純每天得跑2、3個家庭,為了見上家長一面,她曾在結束嘉義大埔鄉的家訪後,立刻騎車上阿里山,車程近2個小時。

社工訪視後,依規定必須4日內提出調查報告、30日內完成評估報告,每3個月向法官報告輔導進度。此外,他們手機全天候接聽,部分受虐嚴重或遭性侵的案子,即使半夜接獲通報,社工還是必須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將孩子帶離家庭,並馬上找到合適的安置機構。

長期以來,台灣缺乏兒保社工人力,案量壓得他們喘不過氣,能分給每個家庭的時間相當有限,所以很難陪家長看見家庭的核心問題,更別說提升主要照顧者的能力了。

此外,身為最前線的工作者,兒保社工走進的每個家門後,都充滿未知的風險,必須獨自面對,多位社工向我們描述親歷的危險。

有的社工搶下加害人手中的菜刀、有的直面家長的十字弓、有的用單手揮掉砸向她的電風扇,還有一位身高不到150公分的嬌小女社工,家訪時案主的同居人整晚躲在她後方衣櫃不作聲,這名女社工整晚與他們待在同個房間卻毫不知情。

「我們在訓練時,都會告訴社工要坐哪裡,哪裡逃生比較快,」南台南家扶中心督導蔡雅貞已有24年資歷,她曾擔任台南市社會局的兒少保社工督導,「社工的人身安全是很大的問題,所以社工人力很難撐住。」

除了人身安全,無形的心理壓力傷害更大。世界展望會新店中心的社工督導邱慧雯,曾是兒保社工逃兵。多年前她遇過一名遭母親遺棄的女童,打算交由父親來照顧,她前往評估多次,父親因工作穩定有照顧意願,而將此兒保案結案。後來,她聽同事說,那名女童懷孕了,加害人是父親的好朋友。

「接到電話的當下正在過馬路,我站在馬路中間大哭。後來我每天都在想,我是哪個環節沒有注意到,怎麼會把羊送入虎口。」即便她的督導檢視過工作紀錄,證明這並不是她的錯,「我怎麼可能不怪自己,我每天都非常自責。」邱慧雯從政府的兒保社工離職,轉入展望會做經濟扶助,發給弱勢家庭生活津貼,5年後她才重新投入她最愛的家庭社會工作,繼續協助脆弱家庭。

兒福聯盟花蓮中心社工陳怡宏家訪。(攝影/林佑恩)
兒福聯盟花蓮中心社工陳怡宏家訪。(攝影/林佑恩)

高負荷與高壓力的勞動條件,讓兒保社工流動率高,缺額率也高。如果要讓一位兒保社工維持20個案量,衛福部曾推估,須聘足1,462名社工(註3),但截至2018年,政府的兒保社工只有551名,缺額率高達6成2。

註3:為解決社工普遍人力不足的困境,行政院2010年核定「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預定2016年增加社工1,462人。 

工作負擔過重,加上社工流動率高,造成兒保社工沒法順利送孩子回家 。

據衛福部統計,2017年,兒保社工的家庭重整結案率2成5,僅738名安置兒少能在一年內返家。不過,家庭重整必須跟時間賽跑,每次兒少安置以3個月為限,如果需要延長安置,社工必須重新向法院申請。
根據他們的經驗,一旦安置的時間超過2年,代表家長經社工密集工作後依舊沒有起色,一旦孩子進入長期安置後(註4),返家的機率大幅降低。

註4: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5條,安置2年以上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不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畫。

對所有兒保社工來說,這是兩難的決定,不想讓孩子在機構長大,但又看不到家長的改變,社工只能不斷退讓底線。在那些情況最差的家庭裡,社工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是家庭內暫時不發生糟糕的事。

「很多時候,我們沒辦法等到家裡的問題都解決了,才送孩子回家,因為那需要很多時間、很多人力,但以我們現在的案量、能投入的時間,只能這樣子。」柯伊純的聲音聽來有點疲憊。

缺乏長期陪伴,就看不見家庭的問題根源

當家庭問題的根源無法被解決,結果是曾經受傷的兒少,依舊在社福機構間流轉。

「我們每年大約有1~2成的個案(高風險案),過去有兒保的經驗,這代表他上次家庭重整服務沒有完成,」蔡雅貞認為家庭重整的成功因素,「讓他們面對自己過去欠缺的東西,進而願意改變,需要社工長期穩定的陪伴。」

許多難以改變的家庭,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夠信任的對象可以傾訴問題,改變的動力成為不可得的奢侈。

政府向民間社工購買服務,卻要求速效。以二級預防的高風險家庭為例,政府外包民間社工的輔導計畫契約裡,平均3~6個月要結案,最多可能長至一年半,也就是一個家庭最多能接受社工一年半的服務期限。

「我們跟案家建立關係,到他願意信任我們,到我們去鬆動他們想改變的心,再到他願意嘗試看看,差不多就一年了,」蔡雅貞認為,這項時程限制了輔導的成效。

他們曾輔導過一個家庭,父親多年前投資失敗,積欠大筆債務後辦卡還債,又跟地下錢莊借錢,債務愈滾愈大,夫妻財產被銀行扣押,只能打零工,經濟困頓;而家裡3個孩子被診斷出過動症,母親被壓力擊垮,無法冷靜面對孩子。

「從社工介入到案家願意將家裡所有收支公開,已經過了一年多,最後是我們社工幫他們做債務整合,」這戶家庭,社工服務了兩年,蔡雅貞說,「政府說要結案就不再給經費了,那是我們基金會願意補充資源,把服務的最後一哩路走完。」

當社工無法長期陪伴案家,最容易看到的是家庭的貧窮,而看不到家庭問題的根源。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鄭麗珍在高風險家庭計畫實施10年後,接受政府委託,評估計畫成效。她檢視88份高風險家庭社工的個案紀錄,發現社工在開案前,已經替6成的家庭申請生活津貼,開案後社工處理複雜的家庭問題,仍為超過4成家庭申請社會救助金。

並不是說發給救助金對家庭沒有作用,有些社工認為經濟補貼只是一種拉近關係的策略。

當高風險家庭超過5成結合貧窮,且多數是非自願性的個案,也就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社工介入輔導。

「我覺得經濟補貼是種工作策略:要推動藥酒癮的家長去改變,那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我們社工可以提供經濟補貼,跟案家建立關係後,才能一步步地推動改變,」世界展望會竹東中心的社工督導黃錦玲說。

家扶基金會社工處長周大堯有不同想法:「我們對社工的訓練以經濟弱勢做為主要的著重點,但對親子關係的處理、醫療資源轉介,我們這部分的訓練沒這麼多。」他認為年輕資淺的社工會更傾向於補貼家庭經濟,卻沒看到問題癥結。

蔡雅貞帶過輔導家庭和經濟扶助的社工,她發現兩者進入家庭,看的東西很不 一樣,家庭社工看重孩童被照顧的情況,但經扶社工問更多案家的收支情況、資產負債:「我看到比較多經扶社工會很快地補進急難救助金,但補進去就死定了,人的本性就是這樣,如果這麼輕鬆就拿到錢,我幹嘛去工作?」

她擔心未來更多社工輔導高風險家庭時,仍維持經濟挹注的工作模式,「殘補式的工作會有很大問題,我們的個案只會愈來愈多,需要的社工也愈來愈多,但是我們只能讓沒飯吃的家庭有飯吃,沒辦法陪家庭看到他的問題。」

如果家庭的根源問題沒被察覺,社工只看到表面的經濟問題,最糟糕的情況,就是孩子複製曾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暴力,當受虐的兒童長大,從受暴者變成施暴者。

蔡雅貞親眼看過這種暴力循環。擔任兒保社工督導後,有段時間,她轉調至婦女庇護所工作,卻碰到曾服務過的兒虐個案。「她才15歲就懷孕,被男友毆打,那時幫她做緊急庇護。」在蔡雅貞擔任成人保護社工的經驗裡,發現部分受暴婦女的背景很類似,「她們很多小時候是兒保案,長大後很快就離家,在外面誰要收留她,通常會碰到不合適的男人,男友對她家暴,然後她們又打小孩。」

被施加在身上的虐待,讓她容易感到自我毫無價值,酒精跟毒品很快地填補內心空虛;等她長大後,童年的陰影延續至成年,最終影響她教養小孩的方式,傷害一代接一代傳遞下去。

「我發現這是很可怕的循環,她現在又虐待她的小孩,等孩子長大,會不會又走回媽媽的老路?」蔡雅貞說。 更多內容請看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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