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中日關係紅燈亮起

本報訊
·4 分鐘 (閱讀時間)

日本菅內閣改變在美、中兩強間避險的策略,明顯往美國方向傾斜,中日關係自2017年以來的改善勢頭,頓然失去力道,強調蕭規曹隨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對中外交上已偏離「安倍外交」軌道,中日關係進入良窳關鍵時刻。

政冷經熱格局難以維繫

中國大陸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日前主動致電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王毅此舉意味北京仍想顧全對日外交大局,拉住日本,避免雙邊關係滑坡。王毅在電話會談中表示,雙方應確保兩國關係不折騰、不停滯、不倒退,不捲入大國對抗,日、美有同盟關係,但中、日亦簽署了和平友好條約,日本同樣有履行條約的義務,日本應恪守「中日四項政治文件」的原則與精神。王毅強調「四項文件」,意在「台灣問題」,若菅義偉訪美時,藉美日同盟插手台海,將使中日關係基礎盡失。

茂木敏充回應指出,美日同盟不針對特定第三方,日本高度重視對中關係,確保中日關係穩定發展的態度沒有改變。明年是中日關係正常化50周年,雙方皆有意營造「螺杯獻酒逢華誕,鶴髮同筵敘舊情」的氣氛,避免重蹈中日建交40周年時因日本「國有化」釣魚台使雙邊關係陷入困境的覆轍。

然而,回顧21世紀以來的中日關係,不僅無法延續1980年代的「蜜月期」,亦難以維繫90年代的「政冷經熱」格局,「國有化」釣魚台觸動大陸社會民族主義的敏感神經,「反日」情緒高漲,衝擊日本商品輸陸及大陸人民赴日觀光。2014年11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北京亞太經合組織(APEC)場邊會談後,中、日雖致力改善雙邊關係,但始終未能回到90年代的正軌。

整體而言,21世紀的中日關係進入「冷卻期」,此肇因於釣魚台主權爭端與「歷史認識問題」漸趨浮上檯面,凸顯中日戰略互信薄弱,而其背後更有美國因素的影響。此外,隨著釣島爭端激化,中、日在東海的對峙逐次升高,雙方民眾的好感應聲下挫,2010年民調顯示,高達77.8%的日本民眾對中國沒有親近感,此後該數字居高不下,「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比例2020年已高達89.7%。日本人的對中認知感情惡化造成中日關係失去日本的民意支持,難以行穩致遠。

日本社會對中國的態度基本上敵意不高,但善意亦不大,許多日本人未到過中國,且缺乏意願。相對地,從2014年前後開始,中國訪日觀光客火速成長,2015年約為499萬人,2017年達到約735萬人,在新冠疫情全球擴散前的2019年,更大幅增加至約959萬人。從數據上來看,2014年前後為分水領,中國對日認知情感不斷轉正,回答「對日本印象好」的比例2013年僅為5.2%,2020年上升至45.9%,「人的交流」確實成為中國改善對日關係的助力。因此,總結「中日邦交正常化」歷經半世紀的經驗,恢復並強化雙方人民交流應是疫後中日關係最須積極推動的事務。

菅首相外交智慧的考驗

此外,美國不僅冀望盟國在安全戰略上對中採取一致,更謀求經濟供應鏈能「脫中國依存」,特別是稀土、半導體、醫藥製品及電動車用電池等,但此政治上的想定與企業及消費者的現實利益存在矛盾。據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2021年中國經濟將強勢回彈成長8.4%,居主要經濟體之冠,中國更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能有效助益日本疫後經濟復甦,領跑印太地區疫後經濟活力的恢復。日本若因美國主張的「脫中國依存」,切斷與最大貿易夥伴的供應鏈連結實非上策,難獲日本經濟團體的支持。

中日關係在拜登的「站邊歸隊」壓力下,菅義偉似乎將日本外交帶回冷戰式的「扈從」美國,更顯示在「安倍外交」的「中日友好」表象下,中日戰略互信不足仍為關鍵所在,中日關係易陷「漂流」。惟無論如何,中、日是搬不開的近鄰,合則兩利,鬥則俱傷,由2012年至今的關係發展可證,妥善管控分歧促進合作,始符合中、日共同的利益。

面對美國的壓力及中國的挑戰,如何著眼於日本的利益靈活應對,考驗著菅首相的外交智慧,更決定其個人能否在今秋續任首相。在中、美之間選邊應非明智之舉,恐損及日商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亦無助於日本在亞洲領導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