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參與大陸第三次分配

·4 分鐘 (閱讀時間)

北京推出「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出重拳整頓「滴滴出行」、民間培訓辦學、開罰網路巨頭,造成新經濟、科技、教育類股價狂瀉,引爆資本市場一場不亞於2015年的股災風暴。海外對中共「共同富裕」的背後,是否代表新一輪「國進民退」,乃至重回毛時代路線,深感疑慮,出現很多相關的討論。

並不是殺富濟貧

但如果研讀近期中共高層對「共同富裕」的定性以及論述,應可清楚發現上述猜測和質疑早已被官方駁斥。例如,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所主持的中共財經委會議上,除了明確重申「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鼓勵引導民營經濟之外,還特意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有所著墨,暗示官方不會違背客觀規律,以犧牲穩定發展為代價,追求片面的「均貧富」。同樣,「共富示範區」浙江省亦表態絕對不搞「殺富濟貧」,說明中共從上到下都有清醒認知,不會重蹈毛時代的覆轍。

事實上,大陸「共同富裕」的路線圖早已有跡可循,主要應包括三大分支:一是以國家力量加大公共服務、社會福利體系建設,但民營企業或「先富階層」或將有義務貢獻更多。二是嚴格管控資本財團,杜絕民營資本綁架公權力、染指政府決策的任何幻想。三是圍繞「第三次分配」進行改革與制度建設,重點在於促進社會慈善事業發展,形成「先富」主動幫扶「後富」的正向循環。

外界對中共推動「共同富裕」的疑慮,主要源於基層管理往往流於粗糙,為追求績效以「一刀切」方式執法,若不能改正,將對大陸民營經濟、市場活力帶來難以挽回的傷害,10年前的重慶教訓殷鑒不遠。而且,在中共體制下,以黨或政府的公權力來強勢推動和引導社會財富分配,同時又要維持社會效率與市場競爭,這放諸世界歷史都尚未有成功案例。

從台灣看大陸的「共同富裕」應該相當熟悉,這正是源於國父民生主義的均富、節制資本的思想。在具體實踐上,台灣經過經濟起飛、民主化之後,人均GDP排名在全球前30名,衡量貧富分化的吉尼係數低於英、美、日、韓、星等高度已開發國家,無可爭議是高水準「均富」的模範經濟體。

高公益指數祕訣

台灣雖然在民主政治上面臨瓶頸乃至危機,但政府公共服務、社會力量幫扶弱勢,以及慈善事業的發展並沒有受到政治干擾,對今後大陸推動「共同富裕」仍然有借鑑意義。

台灣發達而完善的慈善公益制度,恰好可以為大陸「第三次分配」提供可複製的經驗,憑藉同文同種的先天優勢,將「台灣模式」的慈善制度在大陸落地生根。

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創辦人兼執行長夏露萍(Ruth A. Shapiro)研究發現,台灣和新加坡的「公益指數」並列高居為亞洲首位,「秘訣」包含三點:一是台灣對從事慈善的企業和個人採取友好的低稅率,乃至零課稅制度;二是台灣企業的慈善工作往往和政府目標計畫一致,三是台灣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培養出大批富有活力的非營利組織。

做好「第三次分配」,關鍵在於社會的積極性,並能從制度層面釋出政策誘因,而不是施以強制性、命令式乃至懲罰性的政策措施,慈善體制的公信力更是至關重要。大陸過去曾深陷「紅十字疑雲」,後來又經歷對境外NGO的嚴格監管和整頓,目前在慈善領域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仍有許多亟待填補的制度空白。

兩岸雖然政治制度不同,但台灣樂善好施的社會文化、慈善團體備受信任的制度環境仍是「最美的一道風景線」,再加上慈濟、佛光山、紅十字會等組織很早就扎根大陸的公益事業,故台灣參與大陸「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建設和資源分配,可以作為今後兩岸在社會治理層面合作與融合的新亮點。

大陸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追求「共同富裕」,是國父振興中華理想的實現,是兩岸制度競賽上升到新階段的象徵,從中應看到兩岸優勢互補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