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茉莉花革命的三種命運

旺報【本報訊】 發軔於2010年底的「茉莉花革命」，從北非突尼西亞點燃，蔓延到了幾乎大半個北非中東地區，動搖了多個長期執政、已取得穩固統治地位的政權，至今各種正面負面的效應還在繼續衝擊迴盪。茉莉花革命也飄洋過海，跨越了中亞、南亞和東南亞，曾經到達美國，引發「占領華爾街行動」，也來到地處東亞的台灣。 洪仲丘一案激發了20多萬人走上街頭，出乎絕大多數台灣民眾的意料之外，由於運動在某種意義上的成功：成功動員、成功得到媒體和民意的同情，成功達成部分訴求，加上「理性」、「和平」、「紀律」和某種程度上的「去政黨化」，的確讓很多人給予甚高的評價。因為言論辛辣而自我炒作成名的台大醫生柯文哲，便在北京稱，洪仲丘案引發的公民運動，是台灣歷史上首度出現的公民社會運動，是一場台灣的「茉莉花革命」。柯文哲顯然對台灣的民主化歷程很陌生，把1985行動說成「首度」的公民運動，應該會讓很多社運人士跳腳，但他拿「茉莉花革命」盛名冠在1985行動上，仍有一定的道理。 從「蘇東波」到「顏色革命」，再到「茉莉花革命」，都推動了政權更替、促進民主轉型，但「茉莉花革命」最大的特色在於網路新媒體的作用，使得突發性的事件，在觸及了政治社會衝突敏感神經後，能夠讓訊息、觀點和行動迅速的傳播、交流、討論與集結，讓蓄積已久卻始終找不到出口的反抗能量暴然噴發，匯聚成群眾運動洪流。再加上全球化的作用，原本局限一國之內的民主行動，能夠迅速取得同情、支持，擴大能量。甚而在鄰近國家、或者有類似政治社會條件的國家重現。 毫無疑問的，網路社群媒體在1985行動當中，同樣扮演關鍵的致勝角色。當然，台灣的政治社會條件和北非中東有較大差異，政治社會改造的課題也有很大的不同。台灣早在1980年代就明確的走上和平民主轉型的道路，並在1990年代獲致初步的成果。台灣版「茉莉花革命」追求的不是民主轉型，而是民主深化、改革補課，也就是將民主理念深入到先前未能真正觸及、或者需要進一步改革的領域，例如軍事、地方金權結構（大埔案）或是跟民眾更為切身的民生議題（胖達人案）等等。 如果我們從全球範圍比較「茉莉花革命」的不同路徑、不同結果，當會發現，在「茉莉花革命」的肇源地北非中東，固然在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地都推翻了長期執政的獨裁者，但革命帶來的卻是進一步的政治社會動盪，這其中有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反覆角力，有外國勢力的干涉介入，有複雜的教派、族群和地域衝突，「茉莉花革命」在這些地方未能實現穩固的民主，反而釀成類似當年中國辛亥革命的悲慘結局，革命後出現的是更大規模、更長時間的動盪，這可說是「茉莉花革命」的第一種版本。 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當局始終對於「和平演變」、「蘇東波」、「顏色革命」抑或是「茉莉花革命」抱持高度警惕，外界也相當關注「茉莉花革命」是否會在大陸引發仿效回響。大陸內部貧富對立相當嚴重、局部而激烈的官民衝突更是時有所聞，但是由於大陸國家機器的整合與壓制能力遠強過於北非中東諸國，同時經濟成長仍居世界前列，尚能起到緩和、吸納政治社會衝突的作用，所以「茉莉花革命」在大陸雷聲大雨點小，不但應者寥寥，更迅速被當局壓制下去。「茉莉花革命」的第二種版本可說是在大陸出現的夭折版。 至於台灣版的「茉莉花革命」倒是有不一樣的景觀，經過2、30年的民主與社運洗禮，台灣幸運地跳脫了動亂循環或者維穩高壓的負面模式，只要我們能更為成熟地避開民粹或是藍綠對立的陷阱，這一波波新的公民行動（不論是展現在網路上、或是街頭上），將能扮演進步的推動力，讓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民眾生活走上更優質而健康的道路，讓台灣真正成為一個適宜人居的「生活大國」。 在「生活大國」基礎上，如果政府能成功推動經濟再開放政策，運用優勢製造業基礎發展高端服務業，開放人才更自由移動，當可吸引全球人才聚集，這或將是台灣在全球激烈競爭、兩岸良性競賽中最大的利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