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香港反制裁法踩煞車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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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並未如預期,將《反外國制裁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外界多從經濟角度解讀,認為過去幾星期香港金融市場瀰漫恐慌、潰散氣氛,加上大陸7月經濟數據慘淡,北京可能為了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外資信心而叫停既有決策。但放在中美關係架構下思考,擱置《反制裁法》在香港生效,則是雙方放下短兵相接,建立迴旋空間的徵兆。

中美情勢出現重要轉折

中共《反制裁法》是中美新冷戰背景下的產物,也是大陸官方尤其是涉外部門貫徹「鬥爭哲學」的具體行動。不過,正如習近平所反覆告誡,既要敢於鬥爭,也要善於鬥爭。中共當初推出《反制裁法》的時間點是在拜登就職後,不但未修正川普對中國「極限施壓」政策,反而變本加厲聯結國際盟友,在香港、新疆議題上制裁中國。《反制裁法》基本屬於政治宣示的象徵意義,是「對美鬥爭」的一環。

但大陸官方強硬表態或官媒「戰狼式」的發言背後,是一群高度理性的政治菁英。中美情勢自7月以來連續出現的重要轉折,讓北京重新思考、布局如何出招才能令中美關係重回穩定。畢竟北京高層早就清醒地看到,若只要維持和平環境和自身發展的勢頭,「時間在中國一邊」,但前提是大陸必須抵禦住來自各方面的風險與挑戰,避免自亂陣腳,維護發展大局不變。因此,大陸的「對美鬥爭」說到底仍是防禦性質的後手,故《反制裁法》何時在香港生效就變成了一著活棋。

近期圍繞中美關係的國際情勢演變,促使北京做出《反制裁法》在香港「暫緩落子」的決定。首先,拜登時代中美協調全球事務的管道、手段以及默契度,在阿富汗政局突變期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中國政府與塔利班保持溝通,阿富汗變局暫未衝擊中方的安全與利益,而美方高層則完全未對中方角色發表負面評論,甚至予以認可。過去中美之間常常因打交道時的各種摩擦,加劇了彼此的疑慮和敵意,但這次拜登政府與北京在阿富汗議題上的協調合作,迄今為止還算順利,無疑打開了互信空間。

其次,中美高層在近1個月內的直接、有效溝通明顯增多,包括中方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財長葉倫通話、美副國務卿雪蔓與大陸外長王毅會面,以及更重要的,大陸「少壯派」外交官秦剛赴美履新大使,密集拜會美方政商界代表,相信美方透過上述管道表達了對《反制裁法》的關切。再加上大陸總理李克強7月與30餘名英國跨國財團領袖舉行視訊會,其中不乏渣打、匯豐、怡和等在香港有龐大利益的英資巨頭。可以想見,外資對《反制裁法》落地香港的疑慮和訴求應已透過多方傳遞至北京最高決策層,也讓大陸人大做出備而不用的決定。

和平派發揮作用的時機

中美「制裁戰」的導火線是香港問題,經過將近2年的交手和博弈,中美已逐漸掌握了對方在香港議題上的底線和底牌,相信這也是《反制裁法》暫緩在港生效的另一原因。北京訂立港版《國安法》、對香港政黨和選舉重新洗牌後,已經全面掌控香港社會,短期內應該不會再對香港政治大動干戈。若美國能意識到北京整頓香港,是因應2019年反送中的無奈之舉,意在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非把「一國一制」強加於香港,料將很快找到香港議題的止損點。北京暫緩《反制裁法》落地香港,下一步或許是美方不再糾纏於香港議題的訊號。

中美關係仍處於結構性對抗之中,這是未來5至10年都難以改變的事實,但這並不會讓雙方之間的戰略迴旋空間完全歸零。若美方重回「川普路線」,中美迴旋空間勢必壓縮,不排除出現迎頭撞擊的慘劇,但拜登顯然不準備這樣做,北京也不想這麼做。從這個角度看台海,民進黨政府固然難以承認九二共識,但務必要謹守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一國兩區」定位,讓兩岸之間維持必要的迴旋空間。當中美、兩岸同時出現一定迴旋空間時,就是「和平派」、「交往派」發揮正面作用的時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