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陵記／胡蔚中

胡蔚中

司馬遷對《山海經》的評價是，“吾不敢言也。”現在我們對《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夏本紀》也不敢言了，曾經無比擁躉的夏和夏王朝，考古界一直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商代甲骨卜辭中也沒有出現過夏存在的痕跡，茫茫禹跡，一下子變得模糊起來。

司馬遷在寫《史記》之前，也是做足了功課的，作為一個史官，他是認真的，《史記》不是官修正史，靠的就是一個人的操守，說起史官的操守，有一個典故值得贊一下。春秋時期，崔杼弑齊莊公，崔杼讓太史官記錄為“莊公死於疾病”，太史不允，崔殺之，太史仲不允，又殺之，太史叔不允，再殺之。為了史錄的真實，這一家人命都可以不要，這讓我對史藉的認同感一下子增加了不少。

同樣，漢代的司馬遷也是可以信賴的，他沒有躲在書堆裏閉門造車，而是“遍訪河山，搜集遺聞古事，網羅放失舊聞。”他自己在序言中也說“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不過，司馬遷和我們一樣，在大禹陵東看看、西看看，不會有什麼收穫的。

陵區有一塊窆石，據傳為大禹下葬時用的，《圖經》雲：“禹葬會稽，取此石為窆，上有古篆不可讀。”《圖經》最早出現在東漢，窆石在漢以前也無刻辭，所以，這塊石頭也說明不了什麼問題，清代有個會稽知縣還寫了一篇“禹穴辯”，也是人云亦云，刻碑立在禹祠，現在倒也成了文物。

近年來，人們對於大禹“源出西羌”爭論少了，而禹會諸侯，計功而崩，葬於紹興的會稽山，莫衷一是。司馬遷在做了一番實地考察之後，回去還是作了如是的記載，這是為什麼呢，可能是正史傳統吧，還是對那些功德人物的“高山仰止”？

比司馬遷稍早，秦始皇是真的來過的。

統一六國後，始皇帝巡狩六國舊地，過丹陽，渡浙水，那時候的浙水，“水波惡，乃西百二十裏，從狹中渡。”越人所在的地理單元，還是比較特殊，且充滿未知。但越地山水有神靈，方士總是宣稱，東南有天子氣，搞得始皇帝半信半疑。

不過越人剽悍，尚武輕死，這一點始皇帝是很瞭解的，越地是一塊讓他很不放心的地方，“越甲三千可呑吳”，前朝是有教訓的。

始皇帝來到會稽之後，登山刻石，彰顯武功，他要以刻石的方式，“示疆威，服海內”。刻石在全國有六處，其他五處分別為泰山、琅琊、之罘、嶧山、碣石，均為六國重地，由此可見，越地在始皇帝心中的份量如何，會稽刻石，他這是要永鎮東南。

除了刻石，始皇帝還隆重地祭拜了大禹，這是表達對遠古聖王的敬意，也是對自己功業的自我表揚，這次高規格的祭祀活動，也被司馬遷記錄了下來，並把始皇帝登臨的山峰稱之為秦望山。

自此，歷朝歷代只管祭祀，不復存疑焉。

楚滅越以後，越國王室紛紛南逃，長子逃往閩地，次子徙封烏程。

先秦時期有滅國不絕祀的傳統，越國宗廟肯定是遷走了，不過大禹陵還在，戰亂平息之後，勝利者往往會以祭祀聖祖的方式來凝聚人心。

此後，大禹陵成了一個公祭聖祖的地方。在宋代，公祭大禹已被列為國家常典；在明代，朱皇帝明確規定，“凡遇登極，遣官告祭。“祭禹，作為一種國家制度被確定下來，典禮也十分隆重。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二代更是親臨紹興禦祭，總歸是夷夏有別，滿族皇帝更加需要通過祭祀，來消彌民族對立，尤其是雍正年間的曾靜案，讓呂留良的”夷夏之辯“再次抬頭，滿人皇帝知道，光寫一本”大義迷覺錄“來解釋此事是遠遠不夠的，宣揚 ”滿漢一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認一個祖宗，皇帝親臨現場，大場面祭祀大禹，這是最好的統戰工作了。

不過，朝代的興衰更替，風雲詭譎，大禹陵也難逃波及，也是屢遭損毀。香爐峰下，禹穴之地，南梁曾建有禹廟；南宋建有鹹若亭，也叫奏樂亭；明朝嘉靖年間在禹穴之上，立了一塊大禹陵碑，碑上建亭，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碑亭，也算是個標誌性的構築物了，不過，廟和亭都已經毀了好幾次了，石碑也曾被催為兩截。

今天你來大禹陵瞻仰膜拜，看到的大都是後來修建的，禹碑也接上了，中間還有明顯的裂隙，很多亭臺的年份都不長，估計你也能看得出來。

但祭祀大禹，是越人和夏唯一的關聯。

夏太康失國，少康中興，夏曾經中斷了百年。少康在有任氏和有虞氏的幫助下，擊敗東夷族的寒浞，恢復了夏的統治。

就在百廢待興之際，少康突然想到了遙遠的東南海濱，並把自己的庶子無餘封到了那裏，號稱“於越”。東南有各種各樣的東夷部落，可能是這次亡國的教訓太大了，少康的這次分封，也體現了夏人制度上的優勢。

這次分封的官方理由是，“恐禹跡宗廟祭祀之絕。”

無論如何，越人來了。

《吳越春秋》說，“餘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才給宗廟祭祀之費。乃複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餘質樸，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無餘到了東南這塊荒蠻的海濱山地，開始斷發紋身，象耕鳥田，從形式上很快融入了當地，從民所居。

商之前，北方文明與東南的聯繫是非常暗弱的，如果夏人南遷，是否也應該帶來一些先進的工具，況且還是個賜封的王侯。有夏一代，相當於龍山文化晚期，考古證實，在東南地區尚無發現龍山文化的蹤跡，我們也只好認為他們被完全同化了，徹底消失在當地之中。

夏無法實考，先越同樣撲塑迷離。

從無餘立國起，“曆殷，至允常拓土，始大，稱王。”也就是說，從夏，到商，再到周，中間隔了千餘年，越人幾乎不了見蹤影，到了周敬王時期，越侯允常突然稱王，出現在世人面前。

由於這一時期過於漫長，有些專家認為，越族可能早已絕祀，空白的歷史，給後人帶來了無數的困惑和猜想。

《吳越春秋》載：“勾踐語範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我對勾踐和範蠡的這一段對話，饒有興趣，，這裏的南山指的是會稽山，說出了國家的大致範圍；湖，無考，但也點明了越族社稷宗廟的地點，我始終覺得先越部落，只有族聚，沒有都城，這也是我們對先越的考古，始終是一片空白的原因吧。

先越的歷代首領，可能早就不在山北了，那時候的會稽山北麓，海岸線還離的很近，禹穴地處山陵，祭祀猶可，但作為一個部落，它的的要素是人口和食物來源，會稽山南面的浦陽江流域，很早就有人類活動，尤其是諸暨次塢的樓家橋遺址，遺址的文化層堆積跨新石器和商周兩個時期，這和先越的早期活動範圍，比較吻合。

越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先越已無跡可尋，但春秋時期的越國，我們還是有跡可尋的。

《吳越春秋》載：“越王都埤中，在諸暨。”埤中，就是諸暨的阮市，近年來，隨著考古的深入，在阮市柁山村、白浦村、下檀村一帶，發現了很多手工作坊和制陶工廠， 經鑒定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遺存，雖然不是千年前的先越祖先留下的，但也可以證明在勾踐遷治山北之前，越人的活動軌跡，他們曾經在會稽山和龍門山之間的浦陽江盆地裏來回遷徙。

除了都埤中，還有大部，勾嵊、六石，也就是今天諸暨，義烏，東陽。這些地方是不是建有都城，尚無考證，但一定是他們的生活範圍，也是春秋戰國時期越國的疆域。

《越絕書》說，“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勾踐，勾踐遷治山北……”顯然，勾踐之前，歷代越侯都不在山北，大禹陵的香火，是不是也已經沉寂了千年，這個我們不得而知，但到了春秋時期的大禹陵又恢復了祭祀。

西元前621年，越族首領無壬對著禹墓，指著天說，“吾是無餘君之苗末，吾方修前君祭祀，複吾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越地民眾聞之，大喜過望，終於有人站出來了，便推他主持祭祀大禹儀式，承繼越君之位，恢復越地的君臣禮義。

實際上，這個無壬才是越國真正的始創人。

無壬傳無瞫，夫譚，允常，“允常始大，遂稱王。”從此，北上爭霸的序幕拉開了，越國開啟了一個狂飆突進的新時代。而越人和大禹的親屬關係，再次被拉近。

越為禹後，從此在民間紮根下來。

幾近絕祀，又幾度輝煌，這是人類生生不息的火苗，又是一年一度的冬去春來，那些枯黃的山坡，些許的綠意又在悄然生髮，就像我們現在看到，香爐峰下的香火再度旺盛。

在拜祭大禹的同時，我們不妨到景區內的禹陵村去看看。如果禹祠裏的姒姓宗譜，讓人看著眼暈的話，這裏的村民卻是實實在在的，他們都是姒姓，據說有40多戶。姒姓是我們姓氏中的活花石，母系社會留下來有姬、姜、姒、贏、妘、媯、姚、姞八個源頭姓氏，姒姓就是其中為之一。

夏為姒姓，越為禹後，自然也是姒姓，當今全國還剩下來的姒姓人口不到2000人，而在這裏尚有300餘人。有誰能相信眼前這些一口紹興方言，手腳麻利的男男女女，居然是姒姓後人。

隨著歲月的無情變遷，朝代興替，房舍重建，蒼海變成桑田，但我依然願意相信，這些人的身體裏，流淌的是姒姓家族最古老的血液。

他們說，他們一直都是守墓人，與山陵為伴。

現在好了，在政府規劃的景區裏做做生意，日子越來越好了，老百姓的願望就是把日子過好。

不過，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遠比大禹陵裏的那些石碑，石亭更古老，他們是哪一拔越人留下來的，或者是其他地方遷徙而來，這已經不重要了，他們總歸是姒姓後人，他們和大禹陵結合在一起，就是一種傳奇，世世代代的姒姓人，似乎已經成為大禹傳說中不可或缺的在場證據。

向你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