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校大學生花更多拿更少，「高教私有化」本質就是分配不正義

文：林宣佑（政大新聞系、高教工會實習生）

從小父母就告訴我：「如果只考上私立學校就自己付學費。」高中畢業，我進入政大就讀，但朋友可沒這麼幸運，地方女中畢業的她在東海大學讀大一的時候，因為獎學金只看高中成績而無法順利取得相關資源。「打兩份工、掃廁所、當老師助理」，周旋於生存活動中，她必須比別人努力才能達到一定的學業成就，大二才能再次申請獎學金。

學校提供可申請的獎學金清單，各單位要求的條件不同，有的必須做滿一定的志工時數、有的則是要有相關的社團證明，在校成績越好越有機會。「我參加辯論社、去比賽，不斷證明自己夠優秀，有資格拿獎學金。」據朋友所述，高教深耕計畫中給弱勢學生的補助分配給東海後，每生每學期只有600元吃飯錢，無法跟台大每月5000元比。申請獎學金流程繁雜，不一定能順利銜接到開學，使學生們「壓力山大」。

原本是為了減輕弱勢學生負擔的獎學金制度，在資源不足、高度競爭的情況下，反倒再次成為弱勢大學生的夢靨。根據109學年度教育部統計，台灣大專院校總校數計152所，公立大專院校計47所；私立大專院校計105所。私立大學生人數佔所有大學生人數超過六成，私立大學接住更多學生，獲得的資源卻比公立大學少上許多，高學費成為大部份人的共同經驗。

繳更多學費卻拿不到資源，私立學校都是誰在讀？

台灣大學沈暉智、林明仁的研究論文《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以1993–1995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稅務資料為例》的結論提到，相對菁英的家庭集中於頂尖大學，台灣現況如同Lucas（2001）有效不均等維持理論的預測：即使參與高等教育的機會已均等化，高等教育內部仍會產生新的階級排序。

在教育部的統計資料中就可看出，國立一般大學中的弱勢學生非常稀少，弱勢學生多集中於私立科技大學。也就是說，經濟弱勢學生在高等教育中負擔的學費更昂貴，卻無法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形成結構性的不平等。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PISA Results（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也指出，台灣與OECD相比屬於特例，就讀私校的學生家庭經濟環境反而更弱勢，且私校資源、辦學更沒競爭力。

OECD國家除了日本、韓國以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皆以就讀公立學校為主，因為公校的選擇多，私校並非公校的替代品，私校為了與公校競爭，便會努力提升辦學品質。與台灣情形相反，台灣的私校是為了補足公校資源不足而設立，許多學生是沒有選擇而進入私校。

台灣有超過六成的學生就讀私立大學，然而公部門資源卻一直未到位。我國平均每公校生每年獲得的公部門補助為9萬9972台幣（約3332美元），而私校生為3萬4897台幣（約1163美元），差距甚大；而OECD會員國平均公校學生取得的公部門經費為9311美元，私校生僅能擁有3166美元，雖然也有一段落差，但這些國家中就讀私校的學生仍佔少數。

校長變企業CEO，師生成公部門投入不足的犧牲羊

台灣被認定為「高收入經濟體」，且身為OECD觀察對象，公部門投入高教經費卻遠不如OECD會員國平均的「佔國內GDP1%」。台灣公部門的高教經費一年預算約為724億台幣（約佔我國GDP0.39%），列OECD倒數第一，極度仰賴私部門支出（包含學校自籌──大部分為學雜費）。

在公部門經費普遍不足的影響下，各校為了增加收入而使用造假、增加特殊身份外加名額等手段，刪減教學必要費用的手法五花八門，此現象在私立學校更為嚴重。不僅增加學生的經濟負擔（調漲學雜費），也使高教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惡化（大量使用約聘人員）。學校要求教師寫評鑑、招生、投補助計畫，看重「實質產出」，造成教師花在教學上的時間精力減少，進而損害學生的受教權。

大學儼然變成一間企業，追逐形式化的KPI，忽略辦學品質與教育初衷，而大學校長身為學校管理人，就像是企業的CEO，必須以維持校園營運為重。大學「財務自主」反而淪為「補習班化」，教育變成一種「商品」，由使用者付費。

然而，良好的高等教育需要極高的成本和積累，且高等教育具有極大的正外部性，受益者並非個人或企業，而是整個社會。如果社會想要高等教育帶來的效益，就必須由全體成員一起承擔成本（但並非平均分攤）。

不只德國做得到，古巴與愛爾蘭的良好示範

與台灣人均GDP相近的德國，教育制度一向強調「教育機會平等」，德裔學者達倫道夫曾提倡「教育作為公民權」，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維持尊嚴生活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國民也有權要求平等教育機會及品質，以發展個人天賦與興趣。德國大學有超過八成都是公立，不僅免學費還有弱勢補助，且沒有排名優劣之分，各校有其專業特色。

教育公共化並非空泛的口號，無論是資本主義導向的愛爾蘭社會，抑或是主張社會主義路線的古巴社會，都已經發展出成熟的教育公共化模式，且成果斐然，不但大學學費全免，若有求學意願和能力，也可以以極低的花費繼續往上攻讀，培養出許多均質且優秀的人才。

古巴的高等教育培養出許多醫療人才，醫病比全球最高，也能派駐到世界各地協助當地醫療；而愛爾蘭國內超過90%學生就讀國立大學，雖然沒有哪一間大學進入世界百大，但普遍高品質的高教環境吸引許多科技大廠進駐。

高等教育應該給的未來想像

台灣的大學學費平均在人均GDP前百名的國家中排名14，私校學生的經濟壓力尤其重，還沒畢業就先背一屁股債，因此在選擇科系或職業時，只能以薪水作為優先考量，被迫放棄發展真正的興趣與天賦，與高等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馳。經濟壓力迫使學生甚至迫使學生必須半工半讀，有時成為惡質企業的壓榨對象，以最低時薪聘僱卻被要求承擔正職工作、不依法保勞健保等。

就算只回顧台灣的高教歷史，到1995年前，就讀台灣的公立大學研究所都還有助學金制度，足以支應相關開銷。為何現今對於高教公共化，我們卻不進反退呢？根據政府歲出機關別預算表中的高等教育項目，可發現近年來預算數字是有逐年提升，但比例若跟國內GDP及物價指數的成長相比，卻完全跟不上，學生及家庭的負擔越來越重。

因此政府不只應該增加補助數字，更應該將國內GDP及物價指數的成長列入考量，將高等教育補助提升至OECD水準，每年GDP的1%，才能緩解高教私有化造成的種種負面效果。

近年來的GDP成長率都有3％左右，教育部每年提高的高教補助卻都不到1%，實際上學校及學生的經費是越來越不夠。「高教私有化」議題加上菁英教育體制中的階級排序，本質就是「分配的不正義」，只增加弱勢補助無疑是在鞏固這個體制的正當性，不如直接改變這個原本就設定為「不均」的高私校結構，增加高等教育資源的公部門投入。

如身為在學學生，會看到身邊同學因為經濟因素無法繼續就學，或是被迫選擇有較高薪資待遇但自己沒興趣的職業，除了覺得可惜之外，更希望國家能重新審視高等教育的經費結構，為了更好的教育品質，也為了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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