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人權大步走》借鏡法國、澳洲 完善通譯制度台灣也可以

討論逾10年沒定案 跨部會合作機制各界引頸期盼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原音)她(移工)是因為被雇主叫去，差點性侵她，然後她害怕，所以把雇主的整個褲子拿走，因為他(雇主)進去洗澡，(移工)把他(雇主)的整個褲子偷走，不要讓他(雇主)衝出來，她(移工)拿回家以後，害怕，她就把它(褲子)拿去丟掉，雇主先一步去報案說他東西被偷，然後，這個外勞她也打1955投訴，最後，這個流程走到後面，這個外勞還是被遣返出國，因為她有刑案(案底)。』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談起印尼移工安安(化名)的案件，感嘆萬分，因為通譯缺乏性別敏感度和專業能力，遭雇主性侵的移工安安(化名)，無端留下竊盜罪案底，最終只能黯然離開台灣。他說：『(原音)勞動部以她(移工)有刑案為由，好像廢除了她的聘僱許可，後來她還是被遣返，如果說，這個通譯當初有注意到這點，有提醒到員警這一點，然後，有相關的律師在一旁幫忙，我想，她(移工)不會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在警察局、移民署前後打滾30年左右的陳允萍大膽假設，這不是個案，由於公部門經常以完成公務為優先考量，通譯品質、外國人的人權很容易被忽略、犧牲，所以他認為，公部門不適合招募、培訓通譯。他說：『(原音)你(政府)根本方向就錯了！這些執法人員不是當事人之一嗎？他們幹嘛自己去培訓？這不是中正一分局的重蹈覆轍嗎？你應該是鼓勵學術單位或是非營利組織去培訓通譯吧？你不要去做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你們先把自己人訓練好再說。』

陳允萍建議，公部門最該辦理的是內部訓練，因為有些公務員連怎麼和通譯協作都不知道，比方説最常見的錯誤認知就是，以為菲律賓人的母語就是英語，一旦派錯通譯，問題一籮筐；陳允萍打趣地說，內訓「每年能排個兩小時就很了不起了！」例如警政單位有現成的法源依據《警察常年訓練辦法》，如果有心去做，聊勝於無。

陳允萍也提醒政府負責立法、管理就好，別什麼都攬起來自己做。可惜的是，各機關的權責釐清，討論10年也討論不出一個定案；法院特約通譯資歷超過10年的傅玫玲也說，為了培訓司法通譯，最近終於成功籌組「臺灣法律口筆譯員協會」，然而，身為理事長的她卻被告知，沒有任何一個單位願意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雖然行政院從2019年起，定期召集相關部會研議通譯制度，並在去年8月的會議上，決議由移民署負責統籌提交2年至3年期計畫給行政院，不過，不只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公部門整合困難，大家都把通譯制度當作燙手山芋。有勞動部官員以為主管機關就是移民署了，移民署官員卻連忙撇清說「我們只負責階段性任務」；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主任阮文雄神父則認為，通譯人才培育、品質認證很重要，這部分教育部不能置身事外；而陳允萍倒是直接呼籲司法院不要推卸責任，他指稱，許多國家的司法通譯主管機關就是司法院。

有錢好辦事 通譯需求、預算應定期盤點

陳允萍認為，先釐清各單位的權責，並搞定經費，就成功一半。說到通譯經費的編列，他認為「盤點通譯需求」並不困難，應該成為例行公事，他也呼籲，各單位不能老是依賴勞動部就安基金的補助，而不編列足夠的經費，導致通譯酬勞低於行情、基層公務員必須挖東牆補西牆，甚至自己倒貼。

最近，陳允萍的學生、一名在法國當通譯的台灣人分享當地制度，讓他聽了好羨慕，他說：『(原音)他們法國沒有一個機關有編司法通譯預算！他們把所有全國可能用到通譯...因為他們通譯是統一價，不管是醫療也好，司法也好，警政也好，你只要去通譯，你就會得到一組序號，然後那組序號呢...你去跟管錢的那個單位叫做財政部，你去跟它請錢，它就會撥錢給你。』

「款項由某單位統一發放」，這個概念近似於我國的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此外，律師黃昱中建議，通譯的薪資待遇應重新檢討，他說：『(原音)我覺得你把待遇提高，他們(通譯)才會更有心去做這個事情嘛！因為如果你今天待遇提高，然後他來做一個翻譯不好，下次別人不用了，那對他而言其實就損失很大，那他看到其實有人稍微去進修，或是真的學了一些東西， 可以拿到相當好的待遇，那他當然就會往這一個方向去，我覺得會把這個通譯的市場或通譯人才的訓練，往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去，因為有錢就是一個誘因嘛！現在的狀況就是，錢很少，又參差不齊，所以這個市場根本沒有競爭可言，變成說只是靠裙帶關係嘛！我認識誰、誰找誰、誰來這樣子，啊倒楣的就是我們這些律師、法官、檢察官、當事人。』

此外，陳允萍認為，法國制度還有兩件事值得效法，第一，是身家調查，有意擔任通譯的外國人向法院主動登記之後，如果獲邀到警局面談，警察通常會一邊閒聊、一邊進行實質的身家調查，這有助於篩選掉不合適的人，並落實利益迴避；第二，是通譯酬勞一律先抽走3成的稅金，不過，只要去修習通譯相關課程獲得認列，通譯就能申請退稅，此舉具有鼓勵通譯持續進修、終身學習的效果。對此，曾在澳洲擔任司法通譯的張箴也直呼「法國政府好聰明！」

「那澳洲呢？」張箴透露澳洲也有妙招，一般而言，通譯由外籍人士擔任，所以，澳洲以移民分數鼓勵外國人報考通譯認證測驗。張箴說：『(原音)他們(澳洲)通常是用通譯這個手段，來鼓勵他們(外籍人士)趕快掌握英文，然後利用自己的語言來增加自己移民的分數，使他們(外籍人士)移民的時候能夠容易一點，他們說，「喔！我去參加這些培訓，我拿到一個證書，我在移民的分數上可以多積累5分或者10分，這個對我的移民是有效的，那如果(對於)移民是有效的，我當然想去參加這個通譯啦！」 』

其實，台灣的「畢業僑外生留台工作評點制」也把華語以及他國語言能力列入評點項目，和澳洲移民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台灣「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曇花一現，從2016年停辦到現在，所以，目前，勞動部就算想吸引人才當通譯，台灣也沒有任何語言有任何翻譯測驗可供認證。

借鏡澳洲 教育訓練、考試認證分由2個NGO執行 

張箴曾見證澳洲建立通譯制度的過程，她坦言，「澳洲也經歷過混亂期」，不過，當澳洲確立國家發展方向，從「白澳政策」轉變成「多元文化政策」，許多高官都意識到建立通譯制度刻不容緩、勢在必行，在公務高層積極貫徹意志的情況下，澳洲逐漸成為全球公認的通譯制度領頭羊。

「擺脫混亂期的關鍵一步究竟是什麼？」張箴爬梳回憶之後發現，應該最先產生的是，具有鑑別度的能力分級測驗，雙語能力和通譯倫理並重，透過測驗分級，用人單位才能辨認出誰能力不足、誰能做普通的口譯、誰適合培養成司法、醫療等專業通譯，以及誰具有當考官的資格。

從事華語教學超過30年的張箴特別提醒，閱讀能力是判斷華語程度的重要指標，這一定要列入必考項目。她透露，根據研究顯示，司法通譯的雙語能力都要達到C1程度才行。

在澳洲，通譯的教育訓練和分級測驗認證分屬2個NGO負責，這其實相當符合公共政策概念「臂距原則」(principle of arm's length)，也就是說政府將特定的公共事務交由獨立專業的「中介組織」辦理，中介組織與政府之間產生「一個手臂長的距離」，一方面可以避免外行領導內行，另一方面也能維持組織營運的獨立、公正、專業性。

台灣文化圈其實對此並不陌生，例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就是台灣第一個轉型為行政法人的藝術機構，預算由文化部編列審核，高層也需赴立法院備詢，法源依據就是《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

完善通譯制度並非難如登天 台灣已有基礎

換言之，台灣如果要仿效澳洲，不是毫無經驗可循，而且，有了NGO當投保單位，就能直接提升通譯權益保障，此外，從司法通譯黃苙家的親身經歷也能發現，台灣若要發展通譯能力分級測驗和培訓，不必從零開始。

越南新二代黃苙家透露，她為了當一位稱職的通譯，報名過不少公部門或NGO的培訓課，她認為，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辦理的課程，把法條講解得特別清楚，十分受用，而整體來說，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培訓課程規劃最完整、最實用。

至於能力測驗，黃苙家考過台中市社會局、台中市警察局的通譯口試，她認為兩者都具有鑑別度，尤其警察局的口試明顯改良，通過率從將近百分之百跌到只剩6成，她說：『(原音)口試的時候，直接考，喔！我覺得這個非常棒！這可以刷掉一票人！(記者：那它考什麼呀？你還記得嗎？)我還有印象，它會抽籤，會有很多的情境，我抽到的是，一個移工他的腳踏車被偷走了，要求警察幫他調監視器，警察調完監視器之後，就會看到一個人然後問「那個人是誰？你認識嗎？」那個移工就說，那是他的老婆，還是他的什麼朋友這樣子，然後打電話確認之後，發現確實是他的朋友騎走的，不是被偷走的，所以這個案子沒有要報案。我要把它講成中文給警察懂，然後警察講的內容，我要講成越南語給越南語的口試委員，口試委員他會在過程中記錄，我哪裡講得OK？哪裡講得不OK？有沒有及格？』

此外，針對偏鄉或小語種的通譯人才缺口，警政署已建構的遠距傳譯機制也值得參考沿用。外事警察小南(化名)解釋，遠距傳譯就是，通譯人員到鄰近的分局，以分局對分局的方式，透過通訊軟體提供服務。當然，遠距傳譯並非萬能，如果是高張力的情境例如法庭上起爭執，或是通譯需擔任兩人以上的溝通橋梁，可能就不適用。

長痛不如短痛 互踢皮球不如跨部會合作立專法

到底何時應啟動遠距傳譯機制？哪些案件難度較高？高難度案件只能由哪種等級的通譯處理？通譯能不能主動應徵？派案機制由官方統一派發嗎？還是由第三方機構處理？可否要求通譯出示良民證？前科犯能否當通譯？那仲介公司的員工呢？

以上種種問題都需要加以釐清，知情人士指出，公務員必須依法行政，制定專法有其迫切需要，包含公務人員內訓規則、通譯培訓制度、身家調查執行規則、通譯派案機制、人才庫統一管理機制、個資保護機制、通譯抽查鑑定機制、當事人申訴機制、遠距傳譯機制、各單位權責劃分、跨部會合作機制以及中介組織設置管理辦法等內容，都應該明文統一規範，基層才不會無所適從。

但是，立專法之前，光是權責釐清就卡關，傅玫玲坦言，繼續拖下去，真的不是辦法，她說：『(原音)我覺得(通譯制度)其實是應該沒有辦法有個主管機關，但是我要講的是，其實10年前，教育部覺得這是司法院的事，司法院覺得這是教育部的事，他們講得都對，但是其實也都不完全能這麼講，因為司法院用的東西就是很專業，你這是一個特殊規格的東西，你叫我們教育部去做了一個特殊規格的東西也不合理嘛！講白了一點，這個東西是跨部會要共同合作，所以前幾年司改國是會議他們確實也提到，這其實是跨部會而且也跨學科，這幾年大家已經有問題意識了，所以他們開始會團結起來，覺得說，好像應該一起做，也就是說，這個主題上，政府其實越直接去面對，你越不害怕的時候，它的問題就越小。』

雖然政府的確正在通盤檢討通譯制度了，可是，計畫趕不上變化。據媒體報導，今年5月，一名澳洲人誤食老鼠藥，因為友人「自告奮勇」擔任家屬和醫院的溝通管道，卻嚴重誤譯，導致家屬錯把台灣小吃當元兇，甚至鬧上外媒，雖然經過澄清，已解開誤會，但台灣形象恐怕已經受損。

如果台灣通譯制度夠完備，不適任的人還有機會「自告奮勇」充當溝通橋梁嗎？

可見台灣政府須加緊腳步，跨部會合作機制建立得越快，及早結束通譯制度的混亂期，不僅有助於落實人權，也對國家形象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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