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人權大步走》反思台灣通譯制度 從旅外台人視角談起

在台移工人數不斷成長，當他們在台灣遇到醫療、司法等問題，一旦語言不通，就有通譯的需求。然而，這些通譯打哪來？有受過訓練嗎？夠專業嗎？對移工有幫助還是反而會製造更多問題？記者帶你從旅外台人的視角出發，探討台灣醫療、司法通譯問題。

醫療通譯資源零散 在台外籍人士霧煞煞不敢看醫生

旅居英國的台灣人林宜諠：『(原音)如果我今天需要他講中文，我英文不OK，它(英國)連我去看醫生，都可以要求他們要有翻譯，法院那個(司法通譯)，我覺得這絕對不是問題。』

台灣人林宜諠目前在英國工作、生活，當她首次得知英國有醫療通譯服務的時候，她很驚喜，而且躍躍欲試，因為她之前曾硬著頭皮去看醫生，結果，語言隔閡讓她好挫折，她說：『我是怕醫生有口音我聽不懂，後來我去的時候發現，不是有口音所以我聽不懂，而是他講的專有名詞我聽不懂，比方說，我那時候是胃有問題，他說我要做抽血跟糞便檢查，我光是抽血只聽得懂blood，然後糞便檢查，他說要檢查某個「菌」，好像是某種細菌吧！你只會有這種概念，但其實如果想用中文找一些資料，我其實根本沒辦法找。』

其實，這不是台灣人在海外才會遇到的困境，在台外籍人士也常常不敢求診、延遲就醫時間，在台灣開印尼商店的新住民曹小姐就碰過好多這樣的例子。她說：『(原音)那時候他(移工)肚子痛，又好像是胃痛，又好像不是，我說，那就去大醫院檢查，你才知道真正的病因是在哪裡，你不要一直吃成藥，只有吃止痛藥，我說，那是不能治本的啊！對不對？那時候，他們的工作量也不多，我說，你趕快趁這時候有時間就趕快去，(移工說)啊！不會講(中文)，我說，那個仲介呢？翻譯老師呢？(移工說)啊！他們很忙啦！不一定要陪我啦！』

印尼華僑曹小姐認為，不論是親自陪著進診間還是透過電話翻譯，只要有人能擔任溝通橋梁，醫生就比較不會誤判病情，移民工求診意願也會提高，以免小病不醫變大病。所以，通曉印尼語和華語的她，如果發現客人有醫療通譯需求，會主動遞上名片，表明自己願意無償提供協助，然而，曹小姐發現，多數移民工或許是怕麻煩他人，或許是看醫生這件事太私密，讓生活圈內的人協助有所顧忌，求診意願普遍低落。

事實上，除了來自東南亞的移民工，港澳人士向公部門諮詢醫療相關問題，也會卡關，香港人Michelle表示，其實廣東話才是港澳人士的母語，不是人人都像她一樣能流利地使用中文，可是，就連她打電話求助也不太順利，她說：『(原音)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疫情嘛！我要打去疾管署還是哪個單位去問一些事情，可是，那個講話的速度我就是...我可能打了三、四次，我還不知道它那句在講什麼，就是可能裡面有講到某一個單位，或是某一個台灣會用的詞，可是我不知道，我一直都catch(掌握)不到那個詞彙，我就要再打一次，然後我最後是請我的朋友幫忙，對，我想知道它那句到底講了什麼，因為它要我轉撥什麼的，什麼什麼就轉撥什麼什麼，然後有時候，轉撥到某一個地方，它就會說，請輸入你的身分證字號，我沒有身分證字號嘛！我拿的是居留證，我就不能打進去了！』

通譯人才缺很大？制度混亂劣幣驅逐良幣

比起醫療通譯，台灣的司法通譯、警政通譯制度算是發展得相對成熟，畢竟《刑事訴訟法》以及《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訴訟當事人、證人、鑑定人以及其他有關係的人，如果語言不通，必須由通譯傳譯，而刑事訴訟程序，廣義地來說，包含犯罪偵查、起訴、審判以及刑罰執行，也就是說，警察、檢察官、法警、書記官以及法官等執法人員只要處理到涉外案件，都必須聘請通譯。

歷年來，政府各機關的確為了完成公務，不斷延攬、培訓新住民和新二代，但是，實際上，執法人員得先合作才知道人才是否堪用，司法通譯黃苙家甚至意外發現，公務員各有各的口袋名單，她說：『(原音)我帶阿姨去辦文件的時候，是遇到一個...假設是A科員好了，那個科員他聊天的過程當中，他也知道我的程度，然後他也想學習越南語，所以他也有跟我去學越南語，他知道我的狀況之後，後面有case(案件)他也會pass(派)給我，這就是第一個認識的科員，然後，後面的科員的話，就是有一次，我跟著警察局去攻堅，現場就有移民署的科員，另外一個B科員，這樣子，我和B科員聊起來也就認識了，之後有case，B科員也會找我。』

連同一單位的科員都是各自管理通譯名單！資歷超過10年的外事警察小南(化名)也不諱言，目前沒有統一的人才資料庫，急需用人的時候，各單位會互通有無，名單永遠不嫌多，因為警察局派案通常很臨時，並不是每位通譯每次都能配合，她說：『(原音)(記者：您覺得人才是夠用的嗎？)還是不夠耶！或者是說，有時候，有一些特殊語言譬如說俄羅斯語啊！柬埔寨的高棉語啊！像是什麼斯洛伐克籍的，喔...那個...那個真的就是很麻煩了，其實通譯(人才)庫是有啊！只是說，其實這些比較專業的通譯，真的還是在大都市比較多。』

根據官方統計，光是警察機關列冊通譯人數，號稱全台超過1300名，不過，外事警察小南(化名)提及的高棉語通譯卻只有12人，俄語通譯只有6人，至於斯洛伐克語通譯，根本連1位都沒有，相較於越南語通譯超過700位，可見各語種人數落差很大。

外事警察小南(化名)指出，在鄉下，警方為了找通譯往往要動用所有人脈到處請託，在非六都直轄市找通譯難度倍增，如果趕時間或是派案時間在深夜，甚至會開警車把通譯直接從家裡接送到警局。

對於公部門找通譯的各種亂象，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移民署台東縣服務站專員陳允萍卻見怪不怪，他坦言，就是因為沒有制度，所以每個公務員只能各憑本事。

否則，一不小心慘劇就會發生。

時常陪同移工偵訊的越南籍神父阮文雄就曾見證過誇張案例，他說：『(原音)這個檢察官問他(受害者)，「那個加害者當他侵害你的時候，有沒有用保險套？」那個翻譯就翻譯成「他有沒有帶尿布？」當場我就舉手，我說，「檢察官，他翻譯就不對。」』

司法通譯黃苙家也說，若非親眼目睹，她也不敢相信，翻譯品質低落的情況，竟然出現在外界公認通譯人才濟濟的法院，她說：『(原音)第一個，我們在(接受)培訓時就有講說，因為法院非常大，所以你(通譯)一定要大聲，講話一定要清楚。那基本上從頭到尾我都聽不懂那個通譯在講什麼，他講話都糊在一起，然後講很快，那個法官請通譯翻一句話，通譯講完之後，那個人(被告)就一直看著他(通譯)，然後(說)「蛤？什麼？」這樣子，會一直看著他(通譯)，有好幾次，我聽到他(通譯)要解釋一個東西，講了三四次。』

擔任法院特約通譯將近10年的謝麗娜表示，司法通譯案件量不太穩定，她平均最多每個月接到兩三件，有時候，一整個月連一件都沒有。

越南新二代黃苙家也坦言，不可能單靠司法通譯工作過活，她基於助人理念，不管什麼單位派案，幾乎來者不拒，但實際上，她每個月通譯收入不到1萬元，因為大客戶例如警察局、移民署通譯費以2小時內600元計算，相當於時薪只有300元，尤其移民署給薪最嚴格，提供服務之前，通譯到場待命期間不計薪。

政府機關通譯酬勞到底多麽沒有吸引力？專業口譯員傅玫玲透露，光是在台南，擁有英語科系碩士學歷的家教，時薪至少500元，至於一般商務會議口譯，行情價更高。她說：『(原音)一般商務口譯，在我們南部來講，其實我們老師們都有有一個共識就是，大概半天的話是一萬五，全天的話兩萬六到三萬塊，可是其實它(口譯)很累，所以一般來說，我個人覺得3天我都好累了，所以其實，台灣的口譯老師...哇！一個月(接案)6天的，真的...偶爾會有8天(那是)旺季，但淡季就比較少，其實我們能執行職務的天數沒有那麼高。』

當專業口譯能執行職務的天數有限，政府通譯給薪又明顯低於行情，也難怪公務員總覺得堪用的通譯不好找。

曾在澳洲以司法通譯工作維生的張箴相信，專業通譯人才其實很稀有，靠專業能力吃飯是有可能的。她透露，在40年前，澳洲制度還不算健全的時候，她在當地就能以司法通譯工作維持生計，她說：『(原音)那個時候基本工資很低啦！在澳洲，如果你在restaurant(餐廳)工作的話，一個小時可能只是8、9塊澳幣這樣子，我那時候賺的錢，我比他們賺多5倍，所以我每個星期去做這個工作已經可以養活自己了啊！但是我們台灣是有一個問題，我們台灣的費用還是太低呀！給得太低太低太低...』

張箴認為，目前，台灣缺乏有效的選才機制和淘汰機制，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

於是，優秀人才轉往其他領域、需要通譯的公部門找不到優秀的通譯、每次急需通譯的時候就不斷調降錄用門檻、能力不足的人擔任通譯導致服務品質低落、通譯專業能力繼續被低估、政府給薪不變與行情價落差越來越大、優秀口譯兼職通譯的人依然稀少...惡性循環就此形成。

尚無專法 健全通譯制度不能等

不過，有些通譯接案不完全是為了錢，司法通譯黃苙家還記得，自己的出發點是為了幫助弱勢，但是，通譯工作有其風險，家人很不放心，她說：『(原音)其實(我)在參加司法通譯的時候，是全家大小都反對的，他們會往很多不好的方面想，就覺得說，如果他(接受通譯服務的當事人)知道你(通譯)是誰，知道你在哪裡，然後他覺得你亂翻、他覺得你怎樣，有很多那種新聞嘛！就是他直接找到你家處理你呀！或是私底下找人恐嚇啊！那種通譯上發生問題的新聞沒有很多但是也有，所以家人滿擔心的！』

張箴也透露，她在澳洲擔任司法通譯才短短三年就改行當華語老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畢竟有什麼工作值得拿命去換？

然而，目前台灣的通譯人員沒有勞健保、沒有專門職業責任保險，連意外險的保障也沒有；政府機關在錄用通譯之前，也鮮少進行實質的身家調查，落實利益迴避，這不只讓通譯人員置身於風險之中，也可能犧牲外籍人士的權益。

此外，陳允萍認為，公部門不該跳下來搞通譯培訓，除了不夠專業之外，最怕的是，通譯受到檢警思維影響，而無法保持公正、獨立、客觀性。此外，實務上，公務員身兼通譯的情況並不少見，這很容易構成程序瑕疵。他說：『有一個英國商人撞死一個送報生，在台北市，後來他被限制出境嘛！後來他偷人家護照跑出去，當初問他的筆錄的人是誰？我的學妹，她嫁給一個外國人，她住紐約住了好幾年，她是外事警察，她直接問他(英商)筆錄的，然後呢，他(英商)就以「執法人員用英文直接問我，我覺得她說得不對，或她立場有問題怎樣怎樣」，他就用這個去抗辯、去拖延時間，當然，我學妹問得一點問題也沒有。執法人員身兼通譯就造成了瓜田李下、球員兼裁判，會被對方的律師拿來做抗辯的工具，你當然可以，你語言能力也沒問題，可是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當中，你的角色有問題呀！』

為什麼會亂象叢生？為什麼有那麼多制度缺漏？知情人士透露，通譯制度的主責機關還沒敲定是主因，所以連帶地，相關專法難產，一系列問題也懸而未決，比方說，找不到通譯的時候，SOP是什麼？公務員可否要求通譯出示良民證？到底移工仲介公司的員工可不可以當通譯？到底哪種前科犯不能當通譯？是終身不適任？還是某個期限內不能擔任通譯？這些都需要明文規範，否則依法行政的基層公務員無所適從，不適任的通譯也很難汰除。

其實，除了醫療、司法、警政，這回在《國家人權行動計畫》還沒被提及的勞政、社政、心輔、教育等領域，只要涉及移民工，就有通譯需求，可是，目前，許多單位便宜行事，以志工的形式填補人力缺口，最令人擔心的是，公部門習慣倚賴仲介的雙語人才，導致公務推動出現盲點。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惟棟也指出，由於雇主掌握移工配額，仲介為了生存受制於雇主，當公部門倚賴仲介，這會變相導致弱勢的移工更弱勢，他說：『(原音)有一些公部門沒有雙語人員，所以他(公務員)的做法很簡單，就直接打電話給仲介，他說「仲介就可以翻譯呀！我就問仲介啊！我叫仲介去問勞工啊！仲介跟我這樣講啊！」但實務上，不管哪一次會議或哪一場勞資爭議，我從來沒有見過仲介是站在勞工那邊、替勞工講話的，從來沒遇過！』

由此可見， 完善的通譯制度是落實移工人權一塊重要拼圖，這將有效避免移工的弱勢處境被濫用。隨著移工與日俱增，全台移工已突破73萬名，健全通譯制度，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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