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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的《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日文版之意義——關於毛主義革命與日本（上）
對程書的先行介紹與日文版的構想
2016年，文革發動五十週年之際，靜岡大學的楊海英教授組織了一場題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國際社會-50年後的省察與展望》的國際研討會。基於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同年秋，集廣舍出版了學術專著：《邊疆與國際社會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仍咒縛中國與世界半世纪的歷史》。
本書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邊疆與周邊的中國文革》，包括理論研究以及內蒙古文革中的大量「挖肅」的政治背景之考察。留日蒙古人醫生在文革、維吾爾人的中國文革；文革與基督徒；第二部分《國際社會中的中國文革》，包括60年代後期日本、中國、印尼革命的連鎖-孤立國的世界革命；援非外交；法國的毛主義者的誤會？-圍繞公社的起源以及去向；文革後的「文化」政治；安第斯山脈的毛澤東。
本書主編楊教授在《前言》中指出日本「在文革研究方面，日本已落後於世界的原因是「對華小心翼翼」，拘泥於「左右兩翼」的分野。因此本書跳出以往的「階級鬥爭論」，從民族紛爭與國際關係史以及20世紀的民族自決史的潮流中，重新檢視邊疆以及邊緣的問題。並介紹 「中共如何利用文革干涉世界各國，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是程映虹」。
在第二部的《國際社會中的中國文革》中，馬場公彥對中國輸出革命的手段：毛語錄的普及、毛的神格化、武裝鬥爭、世界革命對各國的學運、反體制運動以及新左翼的影響介紹後，重點介紹了「作為雜種革命的日本新左翼運動」、「受到中共影響的印尼9·30事件」、「作為印尼文革的西加里曼丹的武装峰起」等。文化人類學者的细谷廣美研究秘魯「光輝道路」，則從社會人種、民族、文化要因及多樣性的角度；福岡愛子則從文化政治方面研究文革對西方的影響。
世界性的「1968年」五十週年之際，楊教授主編的《中國撼動世界的‘1968’》由藤原書店出版。
他在《序章》中以「殖民地出身者」視點，論述「我的宗主國」日本的「1968年」與世界中，以往的文革研究雖然言及「1968」，但就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留下了許多尚未解明的課題」。
本書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中國的文革》中收入馬場公彥的《毛的世界革命-夢想與現實》；金野純的《作為表象的革命，作為表象的暴力-圍繞文革的兩義性》；劉燕子的《文革的另類歷史-歷史與個人歷史的交叉》；
第二部分：楊海英的《文革中對蒙古人的屠殺-至中國政府的善後處理》為止；西田慎的《西德的毛主義新左翼-以K小組為例》；梅崎透的《毛與美國的‘第三世界’-To Rebel Is Justified》.
（圖：本文作者提供）
日文版與原著有哪些不同？
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的程映虹教授是一位「共產主義袪魅的歷史還原者」(何清漣語)。其大著《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自2008年在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之後，好評如潮。
日文版中，作者保留了前面的十章，並加入新的四章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總共十四章。
第一章：從「雙百方針」和「反右」的角度，考察了《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如何影響東歐和北越》；第二章：探索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向世界輸出革命》；第三章：《毛主義和文革怎樣毀掉新加坡的左翼運動？》；第四章：通過比較蘇聯、中國和古巴共產黨革命，指出共產黨革命的終結目標不只是建立新社會，而且要通過思想改造與階級鬥爭，《塑造「新人」》；第五章：柬埔寨紅色高棉的以社會重建為目標的《毛主義變種》；第六章：《「革命攻勢」古巴的「文革」和「大躍進」》；第七章：《秘魯的「小毛澤東」和他的「光輝道路」》；第八章：《古巴的毛主義者格瓦拉為什麼出走？》；第九章：西方知識分子為什麼對毛式革命迷戀？其《政治朝聖的背後》，第十章：《古巴甘蔗地裡接受「再教育」的美國青年》。
日文版從第十一章起，作者增修的篇目是：《卡斯特羅如何受「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影響？》；第十二章：《恩克魯瑪文革初期遭遇的「政變」的教訓》；第十三章：《余業柱與馬來西亞的「紅色記憶」》；第十四章：《毛澤東語錄在全世界的傳播》。
從這些篇章中可看出，這塊「毛主義革命與世界」版圖中缺乏鄰國日本。而日本從古至今，與中國淵源深厚，同屬漢字圈，「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個字中，除了「中華」，其餘都來自日本的漢字。馬克思主義經過日本傳入中國，毛的「新中國」對日本影響深遠。
程教授研究歐美知識人誤讀毛，其下意識裡是西方傳統中的馬可波羅、哥倫布和托克維爾的某種混合，肩負著精神上或社會制度上的新大陸的使命。
而日本戰後在認知中國的問題上，贖罪意識與恢復中日關係這個主題先行。斯大林死後，「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毛在國際共運中一言千鼎，具有東方面孔的社會主義帶給日本知識人以幻想，為解決本國問題和現代化帶來的危機，以中國革命的成功作為研究日本的「方法」，以至於蒙眼。
馬場公彥在其著作《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一書中指出：文革初，日共與中共決裂，「『日本的親華派對毛澤東表現出極高的忠誠度，在日本暴力昂揚，全國處於即將採取行為的集體歇斯底里狀態』，這也是日本至今仍未從『文革』的陰影中走出來的間接原因之一」。
筆者與出版社商量，徵得程教授的同意之後，請日本學者與媒體人撰寫了關於毛主義與文革對日本影響的這部分。一方面，日本讀者通過看世界，重新反思歷史—今天這段歷史在日本並未成為過去式，新左翼內訌不斷，死傷數千，許多經歷者在個人史上留下傷痕。另一方面，拋磚引玉，不同語境中的性情中人能共有記憶、分享歷史。
文革宣傳畫（出自網路）
長年致力於出版中國研究的集廣舍
但筆者深知在日本一本書的翻譯，不僅是一種語言對另外一種語言的轉換，需要面對高度知識教養的日本讀者與挖細節的學者，需要在原註的基礎上加大量的日文註釋，查資料，核對事實、時間、地點、原文的出典。在日本，大概只有榮休後有時間和精力、體力的老教授才能做，而且需要自費出版。
中國的政治（學術）和文學都是小眾讀者，而當下紙媒面臨自媒的衝擊。
集廣舍的川端先生說，「我年輕時是日本的『紅衛兵』，文革後才漸漸得知真相，出版這方面的書，既是對自己個人史的反思，也促進社會的反思。」出版社曾花八年時間，於1997年翻譯出版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大辭典》，我在大學圖書館中看到這本厚達幾千頁的大書開始知道他的出版社。 川端先生長年背著沉重的書籍奔波，腿已經壞了。
記得那年章詒和先生來日本，他背著《往事並不如煙》日文版跟在我們後面，一拐一拐的，章先生小聲地問，燕子，他真是出版社的老闆嗎？
經過川端先生長年的努力，現在集廣舍已經成為專業出版中國研究的一塊招牌。
本書的編輯是中國當代問題研究者麻生晴一郎和他的太太水緒。夫婦二人是我敬重的朋友。麻生也是劉曉波在入獄之前見過的最後一位日本朋友。
感謝幫助翻譯本書的朋友們。文學博士和泉每週需要教二十幾節課（相當於中國）。平野愛是一位資深的紀錄片製作人，她的關於中國的多部記錄片在NHK播出後獲得好評。茅野雅弘，主修政治學，曾在日本駐京大使館工作。
這本書從構思到出版大約四年。沒有這些朋友的奉獻，大約要走更長的路。
日文版全部的確認、校對、註釋、翻譯的統一、文體的調整均由筆者負責。
日文版補足：原记者的《文化大革命對日本的影響》
日文版的毛語錄（出自網路）
原《西日本新聞》的記者宫原勝彥先生以《文化大革命對日本的影響》為題，記錄了兩位親歷者的證言。
60年代「安保鬥爭」敗北之後，工運與學運都處於低潮。毛的文革重新點燃了這兩個運動。
1967年，為阻止佐藤榮作首相訪問南越，2500名青年反對派衝入羽田空港，也就是著名的「10·8羽田鬥爭」，日本學運史上第一次使用頭盔、棍棒。他們有別於老左翼，明確主張以武力介入政治，被稱為「新左翼」。
出自《アサヒグラフ》1969年2月号：不同的頭盔代表新左翼不同的宗派。
1968年成立「全共鬥」（全學共鬥會議）。國立大學75所中有68所；公立大學38所中有18所；私立大學270所中有79所開展了設置路障、封鎖校園的鬥爭。「造反有理」深得人心。
1969年元月，8500名警察與死守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學生展開一場激戰，安田講堂「陷落」。學運敗北之後，為對付警方的搜索，許多新左翼組織潛入地下或更改名稱，受到文革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
東大校門：造反有理，帝大解體。中間為毛肖像與ML的旗幟。
全共鬥校園一角
寧使理性屈暴力，豈有暴力屈理性。東大校園內。出自《アサヒグラフ》1969年2月号
一位名叫「山口健二」的活動分子，1968年加入以毛思想為核心的ML同盟，他坦言自己「擔任來自中國的資金分配給各派的任務」。
1971年，「革命左派」與「赤軍派」統合之後，成立「聯合赤軍」，聲明「統一後的赤軍，在無產階級革命黨的指導下，倡導世界革命，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永續革命黨」等原則，以毛的「持久戰」為戰略，開展游擊戰，信奉毛澤東，以實現共產革命為目的。「革命左派」以暴力革命為方針，為籌集武器，襲擊了獵槍店，並以革命意志不堅定為名，「肅清」了兩名同志。但這不過是「肅清」的開始。
1972年「淺間山莊事件」之後，「聯合赤軍」以酷刑「肅清」十幾名內部同志的真相曝光，震驚日本列島。
在海外活動的日本赤軍與巴勒斯坦民族戰線聯手，1972年5月襲擊以色列特拉維夫空港，造成26人死亡。
1973年發生劫持日航404號班機劫持事件；
1974年佔領荷蘭的法國大使館。
……。
毛式革命輸出年代，毛語錄僅在1966年-1967年，就在148個國家和地區用25種語言發行460萬冊，其中在日本發行15萬冊。文革使日本人感到中日戰爭後中國的新鮮與躍動。期待從人民大眾中誕生新的政權，以中國為中心建構亞洲的第三世界。
文革宣傳畫（出自網路）
A證言：文革傳到日本，開始以為是一件好事，很久後才得知中國發生了血腥的殺戮事件，認識到這是一場錯誤的革命。毛掌握政權的時間太長，因此會發生問題。今天中國的軍事擴張，對周邊鄰國，對尖閣諸島（釣魚島）的介入，不懂為什麼中國那麼厭惡的帝國主義的做法，竟然自己會成為帝國主義？
B出生於山口縣。日共與中共於1966年決裂之後，部分親華的日共黨員宣告退黨，另立日共左派中央委員會，山口縣就是日共左派的根據地。
當時山口縣的工人工會，教職員工會，毛主義滲入較深。B早在高中就聽體育老師說新中國，甚至高中生之間的對話都動輒引用毛語錄。
B親眼看到路面電車司機在等信號燈時，從口袋中掏出「紅寶書」向乘客朗讀。
左：「毛澤東思想萬歲」寫成「萬才」（山口縣）；右：反對日共，打倒宮本修正主義。（出自網路）
那時鋼筆在日本還是很貴的文具，但在山口縣舉辦的中國物產展覽會上竟然一支鋼筆只賣一百日元，B感到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毛去世時，大學生的B與三十幾個同學策劃了一場追悼會。
B 念大學時，新左翼各派在校內小山頭林立，仇人相見，暴力應答。B現在認識到暴力革命無法改變社會也不會為和平社會所容。B曾期待文革，以人民大眾的聲音來決定國家的未來，但是現在看來，太囫圇吞棗地接受來自中國的消息。文革對他個人的教訓是，所有的事物必須經過長時間的過濾，用自己的眼睛多角度地觀察。
日共與中共於1997年-1998年又恢復了兩黨關係，但是，現在日共對中共的大國主義，人權問題以及對尖閣諸島問題上，批評得最為激烈。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