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米獠牙」的「反猶主義」疑雲

【編按】和巴西聖保羅雙年展、威尼斯雙年展並稱世界三大藝術展的德國卡塞爾文件展（Kassel documenta），在 1955 年誕生初期，內容主要是展出納粹時期曾遭封殺禁止的藝術作品，近年則開始納入亞非拉等第三世界的藝術視角，希望翻轉、調和當代藝術生產長期的「西方中心」。但在去年的第 15 屆展出中，卻爆發出「反猶主義」的爭議，踩到德國社會的敏感神經與痛點，最終導致有作品直接被撤下，更有政治人物開始討論藝術作品展出前是否應通過審查，使藝術開啟社會對話的原意大打折扣。

在以色列的國際外交施壓與德國社會面對二戰納粹歷史的負罪感情節等多重因素下，「反猶主義」的涵蓋範圍被擴張到一切對於以色列政權與猶太復國主義的批評，彷彿成為一面免死金牌，不僅關閉了公共對話空間，也遮蔽了當代以色列政權針對巴勒斯坦的暴行。

本文分析了目前歐洲有關「反猶主義」話語的語境，同時也詳盡介紹了引發本次風波的創作團隊與藝術作品。原刊登於《亞際木刻圖繪 IV：異識的藝術》小誌，購買連結見文末。

文／陳韋綸（苦勞網特約編輯）

印尼藝術家群集「稻米獠牙」（Taring Padi）作品《人民的正義》（People's Justice）在第 15 屆卡塞爾文件展開幕後，被指控為「反猶主義」（anti-semitism）。《人民的正義》先是在現場被黑布遮蔽，隨後卡塞爾市當局宣布將此作品自展覽中移除。卡塞爾市市長格賽爾（Christian Geselle）批評《人民的正義》對該市與展覽造成「嚴重傷害」，德國文化部長羅斯（Claudia Roth）亦揚言將調查該作品「為什麼出現在展覽現場的決策過程」。針對文件展的「反猶主義」批評聲浪最終迫使展覽總監舒爾曼（Sabine Schormann）在 2022 年 7 月 16 日辭職。

《人民的正義》中的猶太人刻板印象

究竟這次「文件展」為何捲入「反猶主義」的爭議？讓我們先從作品內容說起。《人民的正義》是一幅高8公尺、寬12公尺的大型壁畫，其圖畫場景包含上百個人物，呈現了由原住民、工人、農民、婦女與孩童組成的「人民」對抗（由各國武裝部隊支持的）政客、資本家、軍人組成的「國家機器」。橫幅中央上方的「人民法庭」正在審判牢籠內的軍政府官員，牢籠之下的黑白圖像則描繪了他們令人髮指的罪行：軍人虐待、施暴、大屠殺人民。《人民的正義》引發爭議的是其中兩個人物形象：

一、在一行身穿制服、戴著頭盔，擁有野獸面孔的外國軍警裡頭，除了蘇聯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英國「軍情六處」（MI6）等情報機構之外，赫然出現一張豬臉、繫「大衛之星」圍巾，而且頭盔上寫著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Mossad）字樣的士兵。

二、一個資本家角色，位於身著美國國旗、以野豬面孔現身的士兵後方，他身著西裝，紅眼利牙、嘴裡叼著雪茄，加上兩鬢捲髮，頭頂原貌上還寫著代表納粹武裝親衛隊的「SS」縮寫。

這兩個人物再現了對於猶太人的刻板印象，引發撻伐並非難以想像之事。以色列駐德國大使館在展覽開幕後隨即發表聲明痛批：「《人民的正義》令人想起『（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式的政治宣傳』」，並且進一步指責卡塞爾文件展公開展示「反猶主義元素」。雖然「稻米獠牙」隨即發表聲明向因此受到傷害的猶太人社群道歉，卻已無法遏止德國政壇將此事定調為「反猶主義」，急欲對「文件展」展開政治追殺：德國總理（社民黨）蕭茲（Olaf Scholz）批評這些形象「令人作噁」並拒絕出席展覽；文化部長（綠黨）羅斯要求「立即檢查」展覽上其他作品是否出現「反猶主義」的形象，之後並宣佈「改革」文件展監事會與資金結構的計畫；聯邦議會議員（綠黨）紹柏格（Marlene Schönberger）也呼籲「審查藝術品」；黑森邦議會「德國另類選擇黨」黨團則直接要求關閉「文件展」並取消資助。

「反猶主義」與其工具化

究竟何謂「反猶主義」？根據政府間組織「國際猶太大屠殺紀念聯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 IHRA）所制定的「反猶主義」工作定義，「反猶主義」是對於猶太人的既定印象，特別是對於仇恨猶太人的宣揚，其形式，可以是語言歧視或肢體暴力，其目標可以是猶太人、猶太人群體、機構、宗教設施與財產。「IHRA」提出了11種案例，說明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觸犯「反猶主義」，例如：以激進意識形態或是極端宗教主義之名，呼籲協助或是合理化傷害甚至是殺害猶太人的行為；對猶太人做出虛假、非人化、妖魔化、刻板印象式的指控；其他像是指控猶太人控制媒體、經濟與政府等陰謀論，或是否認納粹大屠殺也可被定義為「反猶主義」。

2016年，「IHRA」通過了「反猶主義」的工作定義，之後獲得 38 國簽署同意，因此成為國際共識[fn]儘管「反猶主義」的實例可以追溯至古代，例如傳統基督教教義認為猶太人需為耶穌之死負責，因此必須受到懲罰。

「反猶主義」一詞的發明，則可追溯自 19 世紀 70 年代，一位名為威廉・馬爾（Wilhelm Marr）的記者出版《日耳曼民族戰勝猶太主義的方法》的小冊子，其中指責猶太人掌控德國金融與工業。他認為日耳曼民族與猶太人衝突無法通過同化後者完成，於是進一步成立「「反猶主義」聯盟」，致力驅逐猶太人。 「反猶主義」在 19 世紀 70 年代興起，也與歷史背景有關：1871 年，普法戰爭結束後，普魯士王國統一日耳曼地區並成立德意志王國。 為了凝聚 26 個由不同王室統治的邦國，王室利用民族主義將這些邦國凝聚成一個國家，猶太人被描繪為「破壞德國人的傳統生活方式」的異族，因此不能算是德意志民族的一份子。

19 世紀末期，反猶團體在德國、奧地利與法國等地興起。之後，進入 20 世紀 30 年代，當納粹黨在 1933 年取得德國政權後，開始制定一系列法律意圖驅逐甚至是滅絕猶太人，包括剝奪猶太人公民權、將他們驅趕至集中營，最後就是以毒氣室等方式遂行大屠殺。 [/fn]。不過，其內容並非完全沒有爭議，其中最飽受質疑的一條就是「聲稱以色列國的存在是一種種族主義行為」，聲援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佔領的全球最大猶太人團體「猶太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就稱這種說法是將對「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批評與「反猶主義」混為一談。

「猶太復國主義」堅信猶太人應在「應許之地」建立單一民族國家，而這個應許之地就是巴勒斯坦。然而這種觀點無視已存在於應許之地上頭 500 多個村莊內的 120 萬名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建國前夕的 1947 年，「猶太復國主義」民兵攻擊巴勒斯坦村莊，截至 1949 年，共計發生十多起大屠殺、530 個村莊被摧毀、1 萬 5 千人被殺害，此外並有75萬巴勒斯坦人民流亡海外、淪為難民，至今無法重返家園，這段歷史即是令巴勒斯坦人民痛徹心碑的「大劫難」（Al Nakba）。以色列建國後，那些「有幸」續留家園的巴勒斯坦人民，在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及東耶路撒冷陸續被迫遷，以色列軍隊突擊其住屋、肆意逮補、殺害他們。此外，猶太裔定居者也不時騷擾、攻擊巴勒斯坦人民。在加薩走廊周圍，以色列自 2007 年起興建隔離牆，實施陸海空全面封鎖至今，並且頻繁轟炸加薩走廊，歷年攻擊行動至少造成超過 2 千人死亡、加薩走廊內，95% 水源被污染，人民長期失業，缺乏食物、燃料與基礎設施。

以色列大規模沒收巴勒斯坦土地和財產、非法殺害、強制遷徙、嚴厲限制行動，以及剝奪巴勒斯坦人的國籍和公民身份。2022 年 2 月，國際特赦組織發佈報告指出：犯下上述暴行的以色列實際上已是「種族隔離國家」。國際特赦組織並非第一個提出指控的團體，在國際特赦組織發佈報告的一年前，以色列人權團體「卜采萊姆」（B'Tselem）與「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亦曾各自發表報告，而且得出相似的結論，但是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卻被以色列外交部批評是「反猶主義」。

這是以色列國家長期推動「反猶主義」工具化的成果，即向國際社會推銷「國際猶太大屠殺紀念聯盟」所提出有爭議的「反猶主義」工作定義，企圖壓制、取消對以色列侵犯人權行徑的批評。最新案例是聯合國大會近日通過決議，要求「國際法院」（ICJ）就以色列持續「佔領、定居、併吞」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地提供諮詢意見，另一頭的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埃爾丹（Gilad Erdan），則催促聯合國採用「國際猶太大屠殺紀念聯盟」的工作定義。128 位研究猶太人大屠殺與「反猶主義」的專家們便聯署警告：一旦聯合國接受以色列提案，可能陷批評以色列的人權活動家於惡意指控的危機，並且讓以色列無需為自己的行徑負責。

然而在歐洲，以色列國家工具化「反猶主義」的努力顯然已獲得成果。近年歐洲國家紛紛以打擊「反猶主義」之名，通過立法限制對以色列國家的批評，例如法國的馬克宏政府宣布將「反猶太復國主義」入刑。在德國，聯邦議院在 2019 年通過決議，將「BDS 運動」[fn]「BDS 運動」的全名是「杯葛（Boycott）、撤資（Divestigation）與制裁（Sanction）」，目的是以非暴力方式向企業、政府機構與學術單位施壓，迫使他們不再支持以色列國家，最終迫使以色列結束佔領、賦予巴勒斯坦裔公民平等權利，並且承認巴勒斯坦難民的返家權。 [/fn]定義為「反猶主義」，禁止支持「BDS 運動」的團體獲得公共資助。接著在 2022 年底，德國內政部長會議進一步發布報告，包括建議學校在課堂中向學生展示對以色列有利的觀點，將國際特赦組織定調為「反猶主義」，並禁止包含質疑以色列生存權的地圖。這些歐洲國家的「反猶主義」措施，有效使支持巴勒斯坦生存權與批評以色列侵犯人權的聲音噤聲。

這是「稻米獠牙」《人民的正義》在德國引發「反猶主義」指控的語境。在「反猶主義」已被工具化的情況下，任何對以色列的批評，都可能被指控是「反猶主義」，而我們也已看到這種指控對「稻米獠牙」產生的取消效應。另一方面，我也指出《人民的正義》確實存在對於猶太人刻板印象的再現，但是這不是說《人民的正義》就是「反猶主義」的。

重探《人民的正義》

接下來，我想要重返《人民的正義》，介紹作品的創作語境與「稻米獠牙」的美學鬥爭，希望令《人民的正義》掩蓋在「反猶主義」疑雲之下真正所欲批判的對象得以浮現。

1965 年，印尼建國總統蘇卡諾在一場未遂政變後被推翻，取得政權的蘇哈托將軍，在掌權後開始肅清共產黨人與左翼人士，估計有 50 萬人在當年的大屠殺中被殺害。在蘇哈托執政的 30 多年期間，裙帶資本主義橫行，放任跨國企業榨取自然資源，鎮壓工人與其他社會運動，最終在 1998 年 5 月，被湧上全國各地街頭的民眾示威拉下台。

示威隊伍裡頭也包含一批日惹藝術學院學生，他們在 1998 年成立「人民自主文化組織『稻米獠牙』」。他們佔領日惹藝術學院的舊校區，共同創作、生活，舉辦龐克表演，而抗爭期間訴求的反軍國主義、反貪瀆、反對新自由主義、工人與農民運動、婦女解放與環境議題，也成為「稻米獠牙」日後的創作主題。

例如在《人民的正義》中，「稻米獠牙」批評了印尼的軍事主義與國家暴力，並且企圖呈現蘇哈托獨裁統治的國際政治背景，「稻米獠牙」解釋道：

「在冷戰期間以及韓國與越南所發生的反共戰爭後，蘇哈托的政變與掌權在全球獲得廣泛支持。許多西方民主國家，其中也包括印尼昔日的殖民母國，以公開或秘密的形式支持這個軍事政權，而不是與區域內其他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國家建立緊密聯繫、仍然相當年輕的民主共和國。據悉，美國中情局與其他特務機關甚至提供武器與情報支持。」

冷戰期間，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提出「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作為支持美國介入他國以遏阻共產勢力的論述。印尼不僅人口數是世界第四，「印尼共產黨」（PKI）更是當時最大共產黨之ㄧ，會員數達 300 萬人，是最大的一張骨牌。從近年陸續解密的文件可以得知：英、美在 1965 年印尼大屠殺發生前便已知情，而且與軍方保持密切聯繫，並以實際行動支持蘇哈托肅清共產黨人，」例如參與大屠殺的軍官在美國本寧堡（美洲學校前身）接受培訓，英國軍情六處在大屠殺前夕煽動印尼軍方「消滅印尼共產黨與所有相關份子。」

稻米獠牙也意識到以色列與「摩薩德」與蘇哈托獨裁政權的共謀關係。根據以色列外交部公開檔案顯示：在大屠殺前，摩薩德已與印尼軍方及反共組織建立聯繫。以色列在知曉蘇哈托軍事政權屠殺數十萬名平民的情況下，仍決定與印尼建立經濟關係，在石油、棉花、磷酸鹽、牛肉、航空、樹木、大豆、紙張、玉米等領域建立聯合商業項目，並與印尼軍方聯合創立公司銷售印尼鑽石。

在《人民的正義》中，「稻米獠牙」以一種直接了當的呈現方式，令觀眾一眼便能理解他們所欲批判的對象。他們將壓迫者「非人化」：狗頭人身的軍人或是豬頭人身的資本家，就像是印尼語會使用動物罵人那樣；或者遵循印尼皮影戲（wayang）傳統，為美國與以色列資本家等反派添加尖牙與紅眼。《人民的正義》批判西方國家參與蘇哈托獨裁統治。這麼做令「全球南方」各地的獨裁政權與衝突不再是個別的獨立歷史事件，而是內嵌於美國霸權主導的國際秩序：不只是印尼，尼加拉瓜、巴拿馬、智利、菲律賓...，美國在世界各地扶植的右翼政權不勝枚數。

「稻米獠牙」的美學鬥爭

「稻米獠牙」的鬥爭不僅侷限於創作主題，更企圖在美學層次上與當時美國推動的現代主義美學做對抗。民族誌學家暨作家李佩珊（Panthea Lee）在〈集體藝術的樣貌為何？〉（What Does Collectivist Art Look Like?）一文中回溯了冷戰期間，美國中情局資助成立的「文化自由議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如何在各國資助文學雜誌、音樂活動或藝術展覽，藉此兜售現代主義美學。

1956 年，「文化自由議會」與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結盟，舉辦「12位現代美國畫家與雕塑家」展覽，其中最為知名的畫家莫過於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那種狂野不羈的大型滴畫，既浪漫化了個人自由與自我追尋，而美國如此推動這種「去政治」的現代主義藝術風格，藉此抗衡蘇聯的社會寫實主義。

在印尼，蘇卡諾被軍事政變推翻後的隔年（1966），「文化自由議會」資助一群雅加達作家創辦《地平線》（Horison）雜誌，宣揚「民主與自由價值」。另一方面，「印尼共產黨」的藝文機關「人民文化機構」——一群信奉社會寫實主義、強調藝術必須承載政治訊息的藝術家們——遭蘇哈托政權肅清，被迫流亡、入獄甚至被殺害。蘇哈托政權對藝術的影響之一，是藝術家開始創作抽象、表現主義的作品，而藝術也淪為被掌權者合理化其統治以及控制人民的工具[fn]詳見陳韋綸的〈印尼藝術家集體「「稻米獠牙」」的左翼精神〉，2019 年《亞際木刻版畫串連圖繪》。 [/fn]。

這並非「稻米獠牙」認同的藝術之道。他們認為藝術應該令人民產生對抗不公義的意識。「稻米獠牙」在成立之初，曾經發表〈文化五惡〉宣言，批判「為藝術而藝術」的現代主義美學。〈文化五惡〉宣言拒絕將個人自由與表達作為藝術核心價值、主張社會正義作為藝術目標，此外也批評美國意識形態「不道德」，因為它鼓勵人們將個人利益置於集體利益之上。

結語

以色列國家工具化「反猶主義」的工程，藉由混淆反猶太復國主義與「反猶主義」的方式，將對於自身的批評一律打成「反猶主義」，已經在歐洲國家發揮效應，我認為這是在討論「稻米獠牙」在本屆卡塞爾「文件展」的「反猶主義」爭議時，不能忽略的語境。

在此，我想介紹本屆另一組參展團體、來自巴勒斯坦的「資金問題」（The Question of Funding）的遭遇——在展覽籌備期間，他們便已被當地組織「反對反猶主義聯盟」指控「支持BDS運動」，因此被打為「反以色列國家的運動家」。德國《時代週報》打蛇隨棍上，質問「文件展」是否存在「反猶主義」問題？」「資金問題」的案例凸顯了「反猶主義」指控如何對藝術家發揮政治審查的作用。正如資金問題成員亞贊·哈利利（Yazan Khalili）表示：如今以德語搜尋資金問題或是他的名字，只會出現「反猶主義」與「恐怖份子」[fn]詳見李欣潔的〈通過藝術建立的關係，並不會在展覽就結束─「(un)Common Grounds：反思第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展論壇」側記〉，2022 年 11 月號《藝術家》雜誌。[/fn]，作品本身所欲討論的「國際資助如何影響巴勒斯坦文化機構」議題，早已被淹沒在「反猶主義」的五里霧之中。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稻米獠牙」身上。被指控「反猶主義」後，「稻米獠牙」在臉書的聲明貼文下湧入大量謾罵留言，此刻已無人關心《人民的正義》所承載的印尼人民鬥爭歷史——對抗軍事獨裁、跨國企業與美國霸權，因此也是屬於全球南方人民的共同記憶。當我得知《人民的正義》被遮蔽、移除，彷彿見證「稻米獠牙」代表的社會寫實主義藝術的一次挫敗。然而，「稻米獠牙」決定留在現場面對質疑，同時親自與民眾溝通、交流。所以，你知道嗎？鬥爭還在繼續，而「稻米獠牙」也還沒放棄呢！

「亞際木刻圖繪小組」是一群關心東亞與東南亞各地木刻群集（collectives）實踐及串聯之朋友所組成的編輯團隊，其所出版的《亞際木刻圖繪》小誌在今年 5 月出版了第四期，其主題為「異識的藝術」，其概念源於法國哲學家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提出的「異識」(Dissensus) ，相對於由共同立場或價值觀構成的「共識」，「異識」更強調干擾「文化霸權」運作的可能。這一期《亞際木刻圖繪》以此為題，與讀者一同探討藝術家如何藉由「異識」介入不同地域的個案，從而提供另一種思考權力運作的角度。

本期主題可追溯至去年「第 15 屆卡塞爾文件展」因印尼藝術群集「稻米獠牙」（Taring Padi）的作品被指涉及「反猶主義」（針對猶太人的敵視） 後，在德國國內遭致政壇與大眾媒體一連串抨擊，最終導致作品被拆除、展覽總監請辭。在輿論一面倒的撻伐聲中，究竟藝術家是否真有「反猶」意圖、作品的創作脈絡，甚至文件展期間發生諸多種族歧視與攻擊事件等等問題卻被忽視，導致對話空間被大幅壓縮。

《亞際木刻圖繪IV：異識的藝術》

出版：亞際木刻圖繪

尺寸：27 x 20 cm

印量：500 本（48頁，柯式印刷）

版次：2023年 5月、第一版

語言：中英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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