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 Taiwan can help 了嗎？紀錄片《公園》勇奪 TIDF 多項大獎、入圍北影｜影評

【雀雀】藝術家蘇育賢執導的紀錄片《公園》日前甫獲選入圍到台北電影獎名單之中，並早一步獲得第14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競賽的「亞洲視野競賽首獎」、「台灣競賽獎」與「再見真實獎評審團特別獎」，電影拍攝了兩位印尼籍詩人在台南公園裡的定期約見聊天，聊天內容看次百無聊賴，聊在台學位職位打拼過程、聊家庭、聊國籍身份同類者的在台處境，也聊拍紀錄片《公園》的心情感想。簡言之是兩個活生生的海外遊子來台落地、被滋養成了知識份子，電影紀錄了他們的生活經驗分享，對家鄉、對台灣以及對於拍攝電影的看法。

土地從來不拒絕任何種子。《公園》這部紀錄片翻轉了台灣文化圈常見的「台灣人喜歡觀看往海外發展的台灣人故事」，而是反觀當台灣也成為東南亞往海外發展的寶地之一時，他們到此一遊的人生裡，從台灣得到了什麼？真的 Taiwan can help 了嗎？

《公園》緣起於製作團隊在台灣招募了「會寫詩的外籍人士」來拍電影，兩位獲選的被攝者者，後來一起維持了約共 15 週的約會與拍攝行程。

兩位出演者，一個從一開始的躍躍欲試、拍到後來懷疑人生：對於重複的場景以及沒有進展且看不到結局的「拍紀錄片過程」，他感到疲憊，甚至展開了身為知識分子對於電影形式價值的質疑、以及理想主義者忍不住會叩問「為什麼要拍這些悲傷故事？」的沮喪和無力，內心小劇場或許《發條橘子》被迫撐開眼睛看著不想看的電影差可擬。

但光是如此，就已經大大拓展了一般觀眾在認識電影過程中必經的想像侷限、是個突破點；且這也是足以令重度影痴反而會感到激昂的發展態勢：那是一種發現電影擁有無限可能性而感到的無所適從（和興奮？），就像當我們開始認識宇宙與繁星、體認到此生永不可能碰觸到極限的那一刻。跟另外一位「越拍越覺得有趣」的出演者的感受類似。《公園》就是藝術家蘇育賢對於電影創作本身的一次實驗性探討，（不論是刻意為之的情節、或是被攝者心境轉折的）劇情性也強，這樣融合了劇情片 / 紀錄片 / 實驗片本質意義於其中的一部作品，其實非常挑戰 / 挑釁著觀者 / 創作者對於電影類型 / 形式的既有認知，明知會有無言的結局明知不可為而為的拍攝動機與實踐，讓看似不夠完美的《公園》反而成了完美詮釋生命哲學的一個存在。

《公園》兩位被攝者一邊說著自己是「深深感謝印尼移工們的獎學金受惠者」，一邊過著抽菸喝酒喝咖啡、喜歡畫畫與寫詩生活的樣子，不難想像他們的少年時期可能就是艾莉西亞薇坎德 2009年《將錯就愛》裡嚮往藝術世界的白紙而已，他們期許成為大人以後能與藝文界人士一起附庸風雅的心情跟你我的年少時代沒有什麼不同，且後來變成的大人的樣子，也還是落在一種普世人生價值的實踐範圍之內，幾乎是與台灣常民無異的生活了。

在議題與劇情的結合策略上，《公園》的兩位出演者共識以浪漫如 1987 年電影《那個時代》（Radio Days）的情懷去實踐他們能為自己家鄉來台的移民 / 移工做出的感性貢獻，就是在公園廣播錄製節目，為同胞念詩。儘管看來或許僅是扮家家酒式的試營運，還要勞駕公園保全警衛讓出巡守亭小屋、讓他們煞有介事的得到了像個樣子的「錄音間」，但這幕情景對於自小出入過台南公園的筆者而言其實是很魔幻寫實的一刻：那個活化場域的樣子是我沒看過卻樂見其成的畫面。

在回饋同胞的唸詩廣播節目中，講的印尼女移工的故事如此尋常，卻讓他們沈浸。裡頭有在台 11 年的雅加達女孩，寫了一首《為了印尼盾》的勞工文學詩；當然也有對於返鄉歸國仍抱有期待的移工和新移民，只是不一定真的回得去。這些人，有人將成為新一代失根的蘭花，正越來越多人在成為台灣人。那是土地人文的包容本質，讓他們成為了台灣人的一份子。既然是台灣人的一份子，身為台灣人本就該試著去理解他們。

對於一部紀錄片而言，《公園》裡的「圓夢：公園廣播節目」當然很 set，儘管如此，這兩人卻透過電影實踐著「現在何處不能 podcast？」的前衛行為藝術活動，在公園小屋錄製著「可能不會播的節目」，一如一部「可能不會上映的電影」，但對於與此同時，被攝者對於「自己變成電影演員」、「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並知道自己是有可能進入到公眾視野之內，還是感受到開心。或許也是代表了自己族群被看見的欣慰與榮責。

因而在片中，他們的抒發帶有多少著力與刻意？你不得而知。畢竟那並非是他們工作或家庭生活日常，而是自稱孤獨的人之間的交流與分享。其實寫意也好、趁機伸張也罷，這兩個獲得移民紅利的文化人士在台南公園所做的事，大抵上與更多移工在台北車站中庭創造出的空間新用法、新文化現象的行為沒有不同，都是一種物盡其用與多元場域價值體現 —— 若你看過它們本來空曠的樣子的話。建築師最怕蓋出蚊子館，台灣人不懂得欣賞的空間，有新移民善用了，實為美事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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