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藍儂遇刺37年,我們能在傳記中找到真實的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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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十年歲月沖刷,我們能看到的約翰·藍儂的形象,已經經過了層層過濾。傳記著作爭相湧現,在新聞調查、爭論採訪、FBI檔解密、暗示影射、小說和八卦評論中,藍儂被指控謀殺、毆打妻子、精神失常,甚至對著一位修女小便。要看清他的真正面目——如果可能的話——就意味著要穿越這些資訊的泥潭,釐清頭緒。

 

想要讀懂藍儂,就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他是一個巨人,讓人神魂顛倒,又令人捉摸不透。所以幾乎所有作家在寫作時都很難做到不加一些自己的主觀臆斷。其中既有像1988年阿爾伯特·高德曼(Albert Goldman)的《約翰·藍儂的生活》(The Lives of John Lennon)這樣豔情放蕩的傳記——它被一位批評家稱作是約翰·藍儂的「病史」——也有1983年的《你的愛:披頭四的內幕故事》(The Love You Make: An Insider’s Story of the Beatles)。後者的作者之一是樂隊的老朋友彼得·布朗,還有合著者史蒂文·蓋恩斯(Steven Gaines),雖然傳記中偶爾也會有些醜惡的故事,但它離真相也越近。

 

至少這是我們能接受的真相。和喜歡小說中虛構人物一樣,讀者們在讀到自己鍾情的人物的傳記的時候,也會和文本討價還價,按照自己的一套標準來解讀。

 

一些評論著作即便關注點在藍儂的音樂上,也免不了東拉西扯。特別是蒂姆·雷麗(Tim Riley),1988年,在《告訴我原因》(Tell Me Why)中,他用精神分析法剖析藍儂的歌詞,稱這位歌手在渴求寬恕,亦或許他在「給他自己因為性狀況而神經兮兮惹人討厭的人格找一個發洩的出口。」如果作者都對藍儂做出這麼子虛烏有的解讀,也難怪讀者產生誤會了。我們每個人都在寫著自己的一本關於藍儂的小說。

 

《告訴我原因》

 

2017年12月8日是藍儂被刺殺的第37周年。我曾有幸現場觀看了他在《艾德·蘇利文秀》上的演出。一聽到他的歌聲,我就被迷住了,從此我時常聽唱片,也會在網上聽他的歌。閱讀和他有關的書,讓我和我腦海中真實的藍儂拉得更近一些,也得以窺探他矛盾人性的方方面面。

 

但閱讀一個這麼真實的人的傳記,也並不總是順心。藍儂的前妻辛西婭(Cynthia Lennon)在回憶錄《約翰》(John)中說,她寧願自己從沒遇到過藍儂,這個說法給了我很大震撼。和小說中的虛構人物不同,我們這位現實中的偶像不會總停在生活的同一頁,隨著他的每一個變化,我們也需要刷新對他的看法。而我們對他的崇拜之所以留存下來,是因為我們選擇性地吸收關於他的資訊。

 

吉米·韋博(Jimmy Webb)在今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講述了1973年,藍儂在創作《Lost Weekend》專輯時在洛杉磯和一名妓女的交往。雖然這段經歷讓我驚愕不已,但我更願意把它看作是韋博在借此給他平淡無奇的生活加點佐料。我並沒有忘記韋博對這件事的描述,但藍儂一生中其他的細節對我的影響比這大得多。瞧,做一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讀者多容易啊。

 

其中有一個細節,就在1960年12月8日,披頭四樂團被趕出漢堡,回到利物浦的當晚。藍儂饑腸轆轆,心灰意冷,他一個人乘著火車,駛離德國,途經波蘭,來到姨媽的家門前。他撿起一塊鵝卵石,扔向姨媽臥室的窗戶,叫醒她來給自己開門。他的吉他和電吉他從漢堡背了一路,這就是他全部的行李了。姨媽這時候依然是個慢性子,她慢悠悠走到門口,開門讓藍儂進了屋子。暫且不論披頭四樂團,藍儂的故事有可能就這麼結束了,傳記作家菲力普·諾曼(Philip Norman)在書中把這稱作藍儂「噩夢般的折磨」,但他的音樂之路還在延續。三周後,樂團成員重新聚頭,在利物浦的利瑟蘭市政廳進行了一場演出,歷史學家們都認為,這是披頭四名聲大噪的第一次飛躍。

 

《藍儂傳》(John Lenno: The Life)

 

二十年後,同樣是在12月8日夜晚,當年那個又餓又害怕,朝窗戶扔石頭的年輕人已經無可置疑地成為了世界上最出名的男人之一。然而也就是在這天晚上,在紐約,他被射殺身亡。

 

我喜歡這兩個日期的巧合,二十年折疊對稱,扔鵝卵石的小故事,和在歐洲北部飛馳的粗糙電吉他。這是約翰·藍儂,一個幾乎要改變世界的真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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