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經濟學人：北京對「西方普世價值」的否定，讓中國錯失了什麼？
對比1998年與2022年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結果，全球國家的價值觀分佈正在發生變化。對此《經濟學人》10日刊出分析文章指出，包含中國在內的獨裁政權常指責西方將普世價值觀強加給其他國家，這份研究證明了這些獨裁者的說法是錯誤的，包容、自由表達和個人追求仍是推動進步的最佳途徑。
在1981年，全球有超過40%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中，不過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一些學者認為也許隨著人們脫離貧困、經濟水準上升，世界各地的基本價值觀將開始趨於一致。
當時，密西根大學教授英格哈特（Ron Inglehart）發起了一個全球性的調查項目，旨在測試類似的假設：隨著人們擺脫貧困，他們的價值觀也會改變，就像過去人們脫離貧困進入中產階級時的變化一樣。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會重視教育、個人經驗和理性思考，而不僅僅是宗教和國家傳統權威。
英格哈特認為，可以通過定期民調來揭示世界各地人們的基本價值觀變化，例如「宗教在您的生活中有多重要？」「您願意與外國人住在一起嗎？」以及「您是否相信大多數人？」
如今，英格哈特創建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VS）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社會研究網絡。每隔約5年，研究人員們都會在數十個國家進行民調，以探討在兩個主要維度上不同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傳統vs世俗理性價值觀以及生存vs自我表達價值觀。
首先，傳統vs世俗理性價值觀的維度反映了宗教在社會中的角色，以及對上帝、祖國和家庭權威的重視。傳統社會強調宗教和家庭的價值，尊重權威，但對國家權威則較被動。而世俗理性社會則較為開放，強調個人主義和理性思考，相對支持自由主義價值觀。
第二個維度則關聯到後工業社會中的生活安全感和個體自主權。生存價值觀的社會著重經濟和身體上的安全，但幸福感較低，人際信任度較低，對多元性不寬容，支持傳統性別角色，且可能傾向支持威權政府。而強調自我表達價值的社會則強調信任、主觀幸福感和公民參與。
根據英格哈特的觀點，安全感與不安全感是影響人們思考方式和價值觀的核心因素。在不安全的環境下，人們更傾向於尋求宗教和家庭的庇護，它們在災難時提供支持和解釋。隨著全球經濟的增長，基本的不安全感逐漸減少，世界各地的人們或許會開始更加關注個人的思考和表達。
然而根據今年公布最新的調查結果（涵蓋2017-22年）顯示，40年後雖僅有8%的全球人口仍處於極端貧困中，但人們對繁榮將培育自由和寬容的期望落空。世界各地的眾多民眾仍固守傳統信仰，有時甚至持有不寬容的觀點。儘管他們的財富增加，卻往往對他人抱持區分自己人與他者的態度。
一些地區，如俄羅斯和喬治亞，並未因為經濟增長而趨於寬容，反而更加堅守傳統宗教價值觀。而伊斯蘭和東正教國家的年輕人在個人主義和世俗化方面幾乎不比長輩更為進步，相較之下，北歐和美國的年輕人則遠遠領先。台灣在生存vs自我表達價值觀維度偏向中間，傳統vs世俗理性價值觀方面，則相比中國更偏向世俗理性價值觀。
在傳統和生存價值方面得分較高的社會：辛巴威、埃及、約旦。
在傳統和自我表達價值方面得分較高的社會：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
在世俗理性和生存價值方面得分較高的社會：俄羅斯、保加利亞、烏克蘭。
在世俗理性和自我表達價值方面得分較高的社會：北歐國家、日本、德國、法國、捷克以及一些英語系國家。
普世價值觀仍是社會進步的最佳途徑
價值觀的分歧也影響到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超級大國競爭。中國領導人一直在抱怨「所謂的西方普世價值觀根本不存在」，並斥責美國政府對這些價值觀的倡導為「新型帝國主義」的幌子。
然而這項調查揭示了微妙的情況。確實，威脅感驅使人們尋求家庭、種族或國家團體的庇護，而傳統有組織的宗教在提供安慰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解釋了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建立民主的努力徒勞無功，以及阿拉伯之春運動的失敗。在混亂和動盪中，一些人尋求在他們的族群或宗教中找到安全感，並且渴望恢復秩序，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人歡迎獨裁統治者的回歸。
中國的說法忽略了另一個微妙之處，即狡猾的政治家有時會有意製造不安全感，因為他們知道害怕的人更容易接受強勢統治。這就是為什麼敘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在阿拉伯之春早期釋放了國內關押的聖戰分子。
在俄羅斯，經歷1990年代的經濟崩潰和改革後，200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1999年至2013年期間，人均GDP成長了12倍。然而，這並未消除他們的恐懼。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始終在種族民族主義不安全感上施加影響，特別是在經濟增長陷入困境時。這最終導致了他下令揮軍入侵烏克蘭。
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像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和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這樣極端分裂的政治家，也看到他們可以利用被忽視的選民的焦慮來動員支持。因此，他們開始警告說，他們的政治對手企圖摧毀支持者的生活方式，威脅到國家的生存。這同樣引發了恐慌和敵意。
考慮到這些情況，中國主張西方普世價值觀是一種強加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智利（變得更世俗理性）、日本（變得更自我表達）表明，安全感增加確實可能導致社會更加寬容、更願意自我表達。這套普世價值觀，並不僅僅適用於西方國家，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幫助人們感到更安全。
中國的方法是建立一個傳統的、大多數人服從於權威的社會，使人們遠離政治，避免對統治者提出挑戰。然而，在這種模式中存在著深層的不安全感。多數人仍會經歷一些變動和不確定性，特別是當政治權力在不可預測的情況下轉移。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界限或規則可能會隨意變化，完全沒有提前警告。不穩定的政治局勢將導致人們對未來感到不安，並影響社會穩定和信心。
更好的解決方案在於建立基於法治的繁榮社會。經濟富裕的國家有更多資源來應對災難，如大規模疫情。同樣，富裕國家的公民憑藉對儲蓄和社會安全網的信心，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太可能受到來自他處偶發事件的威脅。
普世價值觀的解決方案更為深層，其重點在於國家如何應對緊急狀況與變化，無論是來自全球暖化、人工智慧還是美中緊張關係的挑戰。能夠有效應對變化的國家將更有能力讓社會對未來感到自信，這正是包容、自由表達和個人追求等普世價值觀發揮作用之處。
包容、自由表達和個人追求是推動進步的最佳途徑。普世價值觀遠不僅僅是西方的信仰，更是一種強化社會抵抗不安全感的機制。世界價值觀調查所呈現的是，普世價值觀的價值遠超出於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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