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十三)／九十年代

作者按：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邀我為「洞察中國」典藏計畫，寫一寫我的經歷，我想乾脆從出生開始寫，交代一下一個赤貧的、病懨懨的、自閉的、被洗腦的農村呆孩子，是如何變成教授和人權律師，並走向反抗專制這條不歸路的。那大概就是思想自傳了。寫自傳就跟寫遺言差不多吧，都是「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意思。可是下筆之後才發現，歷史根本不是你剛剛丟掉的錢包，回去撿起來就行了；歷史需要你有直面自我的勇氣、需要仔細探索，而探索就要用到現在的、當時的你還沒有的知識和視角。那就是說，在關於「過去」的敘述中，你沒有辦法抽離現在和未來。不僅如此，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如何敘述自己的過去，又與你對自己的定位、對自己未來的期許和想像連在一起。我相信，你的生命裡流淌著無數他者的經驗和靈魂，正如你的經驗和靈魂，也注入了一些人的生命。

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接下來是第十三集，《九十年代》。

軍訓結束之後回到北大校園，同級的幾個思想前衛的「反革命積極分子」，立即組織了一個團體叫「九十年代」，這個名字有意識地向香港1970年創刊的《70年代》（1984年改名為《九十年代》）致敬，其批判精神在當時的中文刊物中獨樹一幟。

我後知後覺，不在「九十年代」那一夥兒，但也和他們有交集。他們搞了不少活動：抗議北大學生會張羅的「校園選美」，抵制每天清早必須圍著校園西墻晨練的「早操票」制度，呼籲北大圖書館增加本科生的借書額度，還印了1500多份問卷調查學生們對北大管理方面的意見和對北大精神的看法。1992年12月3日，他們竟然請來圓明園藝術部落的20多為畫家，搞了一個「九十年代現代藝術大展」，展覽地點就在北大三角地柿子林的空地上。那些作品在當時的大學校園裡應該是相當驚世駭俗的，有些畫作上纏著繩子，有的畫在麻袋片上，有的是廢紙堆成的「裝置藝術」，有的在畫框旁邊擺了雞蛋，還有避孕套……。我和校園詩人胡旭東（續冬）——他現在任教於北大——作為學生記者采訪了當時的畫家和觀眾。這次藝術展甚至被稱為「為北大新文化的成長開路」。「九十年代」團夥兒的核心之一朱靖江同學——如今是中央民族大學的教授——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況：

烏托邦與轉型之痛的雙重體現

與洋溢著物慾氣息和網路符咒的新世紀相比，我們身處的北大多少殘存了一些80年代的烏托邦氣質，又適逢中國社會的轉型之痛與人文精神的觸底反彈，因此在90年代的前幾年，以學生社團為主導的北大校園文化竟顯得有些離經叛道。90年代初期那段騷動不安的校園史，或許部分源自1989－1993年間對北大新生軍訓一年政策的反作用力。嚴苛漫長的軍政訓練沒能讓「奉公守法」成為北大學生內化的行為準則，倒讓不少正處在反抗期的青年男女愈發憎惡被束縛、被壓抑的生存狀態。

1993年5月4日北大95周年校慶，又激發了他們過剩的革命荷爾蒙。他們又幹了兩票。校慶前一天，他們鼓搗了一張長達30米、寬1.5米的巨幅大字報，上面寫著謝冕教授在《精神的魅力》開篇的一段話：「這真是一塊聖地。數十年來這裡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於天下的嚴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之後是二十多個學生社團的堂而皇之的簽名。那天上午，我拿著漿糊跟著他們去貼海報，當時還有記者拍照，我心裡還在嘀咕她是不是校保衛部派來的奸細。大字報的內容說不上反動，但這個社團大簽名以及超長大海報的形式本身，在當時算是離經叛道了。它在三角地存活了17分鐘，就被保衛部的人撕下來了。

同一天，在北大靜園草坪，這夥人又組織了「草坪燭光搖滾晚會」：胡旭東這樣描寫：」 在許秋漢的召集下，以音樂憤青楊一為代表的一大批民謠刀客、重金屬鏢師、長發無政府主義者和赤腳詩人紛紛混進北大，和廣大勤勞勇敢善良的學生團聚在原圖書館東草坪上，據官方的審查材料保守地統計，共有6千多人到場。……是夜，人民群眾高唱《國際歌》等喜聞樂見的歌曲，楊一等人也激情奉獻了對我國市場經濟的初步發展為社會道德帶來的不利影響進行無情鞭撻的《小康夢》等無產階級歌曲。一時間群情激昂，天地為之動容，鬼神為之拍攝現場錄象。」

校園的「離經叛道」又讓高層不安了

我也在擠在那圈子裡，跟著唱《北方的狼》、《一無所有》和《戀曲1990》，崔健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演唱過這首《一無所有》，在一些人心目中，這簡直是青年運動的戰歌和聖歌。 校園民謠是那個年代大學生們極為溫馨的青春記憶。來自港臺的羅大佑、Beyond、童安格、齊秦、張雨生、齊豫，也感動了無數男男女女。夜色降臨之後，校園裡常有本校或外校的校園歌手，拿著一把吉他，圍成或大或小的一圈兒之後，一唱就是幾個小時。北大九一級的許秋漢是其中一位，在民間版的北大記憶裡，他創作和演唱的《未名湖是個海洋》簡直就是那個年代的北大校歌。楊一是個流浪歌手，在一些追隨者眼裡，他就是中國的Bob Dylan。校園民謠如此之熱，以至於我這個五音不全的人，也和同班會作曲、會彈吉他的楊建民同學合作了兩三首歌；還唱了幾首羅大佑、李宗盛和黑豹的歌，錄成磁帶，每首歌前朗誦幾句自己寫的詩，寄給女友。

學生舉行音樂會鼓舞鬥志。圖為1989年5月26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 (六四檔案)

回到這次「草坪燭光晚會」，其規模之大、其居心叵測的民間性和先鋒性，讓北大當局坐立不安了。何況五四本來就是敏感日子。1919年的五四那天，北大就串聯了十三所院校三千多名學生匯集天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後來這一天成了中國青年節和北大校慶日。五四再過一個月就是最最最敏感的六四，那個月大概是思想警察們加班最多的一個月了。六千多人在敏感時間出現在敏感校園，又是串聯、又點蠟燭、又唱《國際歌》，難道還反了不成？此活動據說被定性為1989之後最大的非法集會。朱靖江、劉峻、許秋漢、楊一、胡旭東等等，很快被捉去問話。因為大字報事件和組織燭光晚會，朱、劉還受到了學校的正式處分。（後來畢業的時候，北大還夠意思，把兩個人的處分撤銷了。）不過，「九十年代」這個反動社團也就此被趕出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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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滕彪  北大法學博士、律師。2003年起在中國投入法律維權工作，2005年與13名律師獲選亞洲週刊「亞洲風雲人物」，曾兩度被捕，但仍不顧中國警告，於2014年在六四25周年香港紀念晚會批判中國。三個月後，終於舉家流亡美國，至今仍在海外為中國人權與民主極力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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