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罐奶粉成單親媽媽疫情奢求！從業7年看遍貧窮哀歌 酒店小姐力組「救命物資隊」救上百家庭

外界總想像酒店賺很大，從業者卻深知這行對於多數人來說僅是收支打平、撐起人生的壓力，負債者、為家庭早早出來工作的年輕女性、被職場排拒的單親媽媽，酒店為她們拉開一張足以養活自己與家人的社會安全網，這張網卻隨疫情被強制撤下──當COVID-19疫情來襲，酒店不僅在2020年4月份只因一名公關確診就全面停業超過一個半月，2021年5月份台灣本土疫情爆發、7月底解除三級警戒，酒店復業依然遙遙無期。

「當家庭與債務開銷無法停下來，停業，就會回歸貧窮或生活過不下去的狀態。」從業多年、目前亦被強制停業的公關蛹（化名），深刻感悟這般危機。

一樣都是弱勢者，可能是個要養小孩又要養長輩、收入全無連奶粉都有困難的單親媽媽，「酒店」這身份卻讓他們被視為不需要、不應該被幫助的人。當政府不管、社會對這些困境視而不見，卻有一群最長從業7年的酒店公關站上第一線、疫情期間媒合民間物資發出近400份「救命物資箱」遍佈全台，其中也包括27位茶室姐妹──他們看見的不是標籤，而是貧窮的根源。

月賺6萬扣成本僅實領3萬 酒店卻成「最貧困女子」另類社會安全網

或許酒店公關常被誤解為不需要幫助的一群，卻總有人深知其中困境，其一代表就是前身為倡議團體「酒與妹仔的日常」、如今為「台北市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的一群工作者──工會理事長筠筠有7年酒店工作資歷、做過2年公關5年經紀人，成員也多數為酒店第一線從業者，當2021年5月份台灣本土COVID-19疫情爆發，他們與所有酒店公關一樣被迫停業、頓失收入，卻自願付出無限心力募集上百份「物資箱」、提供生活補助、紓困諮詢、協助公關轉介社福資源，意外撐起酒店界的「地下社會局」。

7月底「紓困失格」講座上，從業公關、工會監事蛹一語道出大眾常忽略的酒店公關真實：「酒店很多是具備特殊身份的人，但都無法擁有補助。」

「酒店很多是具備特殊身份的人，但都無法擁有補助。」（資料照，陳品佑攝）

蛹在19歲入行，因家境必須自行打工才能讀大學，讀的是課業壓力繁重、沒有多餘時間打工的設計類科，她換過幾份工作都發現賺錢跟課業無法兼顧，就選擇周薪相對高、時間較為彈性的酒店工作。酒店收入雖較一般打工高，想到外界傳聞酒店「一個月賺20萬」，蛹就笑了：「如果這是真的，我早賺飽飽，不在這裡了！」

蛹解說，就整體娛樂產業來看，茶室、卡啦OK、小吃部都是無底薪並以小費為主要薪資，鋼琴酒吧時薪1000–1500元不等，日式酒店日薪900–1500元，台式酒店一節（10分鐘）150–200元、一天收入可能為0–12000元，「0的意思是你上班一整天都沒客人點你，你就會沒有錢，這算法跟計程車有點像，要坐到檯、跳錶才有收入……疫情前3­、4年狀況其實還不錯，但後來，酒店已經沒這麼好賺。」

上班無人點檯的意義不只是帳面上收入0，還有極為驚人的成本消耗。蛹計算，假設一個酒店公關一周上班4天、每月16天，每天固定支出的妝髮費用就250–750不等，喝酒下班後也沒有大眾運輸只能搭計程車、交通費可能300–1000起跳，還有店家抽的400–600元「稅金」，連在酒店用置物空間都要付錢。至於不定期消耗，小禮服一件800–2000元、高跟鞋800–1800、消耗品約350–1600。

一個月下來為了準備上班的固定支出就高達2–­3萬，假設一名公關每月賺6–8萬，扣下來也只剩一般白領上班族薪資，還要忍受徹夜工作的疲憊、過量飲酒之傷身，卻仍是許多人僅有的選擇。蛹說這行容納最大宗是單親家庭、單親爸爸單親媽媽都有，就是基於就業市場對有孩子的勞工不友善。

「我們詢問過一些婦女組織，很多公司面試會把未來有生育計畫、目前有小孩的、有計畫結婚的婦女排除，要求職相對困難，假設是單親家長要養小孩要照顧小孩，就需要相對工時彈性、錢較多的工作，一般工作可能很難，但特殊娛樂產業排班都是前一周開始、可以臨時請假再補班、薪資也比其他工作略高，你會有比較多時間去照顧自己孩子與家庭……」蛹說。

此外，酒店也容納未成年、近貧者、負債者、有精神疾患而無法從事一般日間固定時間工作者，酒店有太多具備弱勢因素的人，共通的卻是被社會福利補助漏接──可能出於繁雜流程與嚴苛標準、可能出於不知跟誰求助，這些人長久被忽略、只能自行面對人生的難，酒店就成了一張變相「社會安全網」，人們以為做酒店是「下海」，對公關來說，這份工作卻讓他們的人生暫時靠了岸。

酒店小姐的「地下社會局」：政府紓困緩不濟急 她們串聯民間物資撐上百家庭遍佈全台

酒店撐起社會福利接不住的人，這張網卻也因污名而脆弱，當疫情來襲，網子竟是被瞬間撤除。憶起2020年史上第一次酒店全面停業，蛹記得4月8日那天傳出一名酒店公關確診案例，所有群組的從業者都在焦慮「怎麼辦」、凌晨12點傳不停，結果隔天下午2點指揮中心就全面將酒店舞廳停業，無法源依據、無復業期限、無配套措施。儘管當時「酒與妹仔的日常」發新聞稿建議復業防疫標準，回應石沉大海，「我們感覺是以防疫之名行獵巫之實，去年疫情相對沒那麼嚴重，甚至後來那位公關接觸的匡列者都是陰性。」

2021年酒店再逢全面停業，台北市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理事長筠筠說，去年實在碰到太多狀況，被停業是急迫又臨時、很多人無法瞬間轉職卻又有龐大財務支出要面對，有些是一個人養幾個孩子又有長輩生病、有些是房東知道房客做酒店被停業就要趕人，也有人為了生計轉入「地下化」、卻因無經紀人與店家保護碰上持刀搶劫與「白嫖」，因此今年工會完全不敢掉以輕心，疫情一升溫就開始備戰。

為避免去年各種極端狀況再發生，筠筠、蛹這些同樣被停業的酒店從業者以「無薪做功德」狀態極力去接住更為弱勢的同業，實在是不得已。蛹說，雖然如今紓困4.0與去年狀況不同、不再要求店家不太可能給酒店公關的在職證明，紓困方案也包括關懷弱勢加發、未滿兩歲孩童家庭防疫補助、勞動部自營或無一定雇主者的紓困等，問題是方案實在太多了、勞工無法即時更新資訊，勞動部方案不適用酒店工作者，無勞保方案採網路申請方式也因流量太大很多人無法登入、採郵寄方式申請要到6月底才陸續將資料手動貼上，緩不濟急，更麻煩的狀況是這些補助大多以「家戶」為單位申請、同戶籍有人申請就無法通過。

2020年酒店被全面停業是急迫又臨時、很多人無法瞬間轉職卻又有龐大財務支出要面對，甚至有些房東知道房客做酒店被停業就要趕人（資料照，顏麟宇攝）

在社工阿田（化名）看來，紓困是筆一下噴完的「救命錢」、領個兩三萬付房租與開銷就沒了，但太多人連要拿到救命錢都難。在律師吳俊志看來，法律想像的「社會安全網」以家庭為中心、想像所有人都可以同一戶籍互相支援，這忽略許多實際狀況──很多人自願或被迫脫離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不會給他資源，即便同一戶籍也可能早已老死不相往來，「如果符合每戶發1­3萬，法律想像你們會互相分，但大家都知道這騙人的，誰申請就到誰手上……戶籍上的人口是否一家人、是否互相幫忙，這在現代社會早已打上問號了。」

政府做不到的地方，筠筠、蛹等酒店從業者撐起了，台北市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媒合民間物資，以線上審核發出「救命物資箱」，募集食物、奶粉尿布、生活用品、口罩、酒精等必備物資發送全台，迄7月底已發出386箱、協助超過200人、遍佈全台遠至恆春高雄，此外也發放生活補助協助弱勢者度過難關、提供紓困諮詢、媒合其他社福團體的專業社工，服務對象也包括飽受疫情的萬華茶室姐妹，訪談與實際支援27位。

政府體系很難了解弱勢者處境、弱勢者也往往因此對政府體制不信任，由酒店公關來做「地下社會局」就相對沒這困擾了，做過酒店公關的人自然更理解這行業，包括官府可能看不懂的「從業證明」，蛹說工會在審核時可接受對話內容、薪資單、照片等佐證，「我們看得懂那些證明，會知道這樣薪資類型屬於哪類型、是茶室還是酒店還是其他。」

長期關懷經濟弱勢者、疫情期間也積極協助酒店公關找資源的作家林立青說，酒店停業衝擊非同小可，「要轉業也來不及，轉業要時間，也很少人可以『斜槓』斜很開，而且現在是所有相關工作都沒了，做台式酒店的不可能跳去日式酒店、跳去小吃部……很多人要租房養家顧小的，瞬間沒有收真的壓力很大，可能一開始可以變賣東西、省吃儉用，但如果是從5月15日到8月完全沒收入，那壓力會很大……」

在林立青看來，酒店公關求助最困難在「污名」，社會同情單親媽媽、同情獨自帶兩個孩子還要養年邁爸媽的女人，但只要一說她是做「酒店」就好像瞬間什麼都不行，正如街友明明就是老年弱勢阿公、收入被疫情影響，卻因流落街頭承受污名、在地人會覺得「有人躺在那看起來很糟」。

因此，當林立青協助找資源時，溝通策略會著重在弱勢身份如低收入戶、單親媽媽，也盡力開出實質需求如兒童口罩、奶粉尿布，也幸好總有人願意相挺，例如創辦南機場食物銀行的中正區忠勤里里長方荷生，不僅傳授「物資包」比例分配經驗也提供奶粉、微調單親家庭所需物資──就幸好有方荷生這樣的人，他眼裡看見的不是酒店公關、不是任一職業、甚至也不會只是單親家庭，而是一個急迫需要支援的「人」。

社工道破社福系統大難題：如果只討論「從良」，他們會越遠離助人工作者

或許有些人還是覺得做酒店就是「剝削」、要去「拯救」所有女性脫離性產業，但在社工阿田（化名）看來，真心想協助一個人，終究必須看見對方的處境：「我心中的女性主義，是每人都有進出性產業的自由、有選擇的自由……典型社工常會說做八大有多少傷害、要盡早離開，卻很少看到從業者為自己生存奮鬥的選擇──這是他們很努力求生存的方式，但沒有被看見，而是被貼標籤。」

社會對酒店的污名、從業者的「不能說」，確實造成太多難題。就阿田經驗，有太多年輕酒店公關不知道能否跟家人親戚朋友說自己正在做、曾經做八大，即便有了親密伴侶，火氣一來大吵起來，「你做八大」竟也變成對方逞口舌的利箭，「所以滿多人都選擇不說，這在親密關係裡就一直有個秘密、不能說……」

「不能說」不只影響到人際關係，在社會福利系統也成了極大阻力。阿田坦言，社福系統確實不希望未成年者從事酒店公關、被知悉的話就會必須被評估是否要進安置機構，社工也多數被賦予「從良大業」、要讓少女知道做八大的傷害並自行離開，但這與少女生活處境有很大落差──當現有難關無法被解決，做酒店是少女們少數僅有的選擇，如果社工一味叫少女離開，「變成大家裝沒事、說『我沒在做』、想辦法脫離社工服務，『不要管我』就是最好的服務。」

「這是他們很努力求生存的方式，但沒有被看見，而是被貼標籤。」（資料照，顏麟宇攝）

甚至，酒店也未必是「僅有」的選擇，而是少女面對人生的力量──阿田曾問過一個從未成年做到成年的少女：「社會認為八大行業就剝削女人，妳怎麼看？」少女當下回答：「我做酒店養活了我自己，還可以照顧爸爸、媽媽和妹妹，我需要錢、客人需要性，我不覺得他剝削我，這是各取所需。」

「我認為，誰都沒資格對這些把自己照顧好、還回頭照顧家人的孩子，去說他們該怎麼做、什麼才是『健康正常』的。」阿田說。

社工的專業是助人、陪伴人走過生命困境，但在不了解的狀況下，確實難免有些隔閡。就阿田看來，傳統想像的「社工倫理」這條線抑制太多可能性，傳統認為社工不可以加少女Line跟私人臉書、不可以陪少女抽菸談失戀、不能陪少女唱歌喝酒，強調彼此要有界線、社工要做少女的「生命榜樣」，但這樣的正規系統顯然脫離少女現實生活與文化，甚至曾有青少年為了逃離安置機構從3樓、19樓跳下。據調查，57%青少年不願意接受安置，若是在安置前有接觸社區次文化的少女，更是高達87%不願意接受安置服務。

「如果社福系統只討論『從良』，他們會越遠離助人工作者，去找所謂『哥哥姐姐』、還有一些我們可能不太希望他去找的人。」在阿田看來，真正的「社工倫理」仍是陪個案一起找出路、走一段路，儘管目前社福系統可能還是有相關爭論，阿田感念的，就是有「台北市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這樣一群最了解個案處境的民間助人工作者存在。

「他們不只要紓困還要幫姐妹，我覺得他們是群『地下社工』，這群公關不限縮在任何管道，他們突破框架、以更強而有力的身份來協助從業者，不只協助個案也進行去性污名的倡議，這是最難、也最值得做的……不只個案協助還有倡議，他們的倡議更符合公關實際生活與處境，不只是打高空的場面話、不讓酒店公關被知識份子與學者『代言』，我覺得，這是工會跟其他組織最不一樣的地方。」阿田說。

酒店公關面臨的不只是疫情斷炊困境，還有更長久的污名、想求助也很難有人理解的心情，這時有一群基層酒店從業者願意擔綱「地下社會局」、以自身經驗陪伴每個受苦的生命或許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更長久的路，仍要剝除烙印於所有酒店工作者肌理的污名──他們不只是一個酒店公關、不全都是月入20萬賺很大，他們是一個個真實與人生奮戰的生命，而生命總有難關，需要透過理解陪伴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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