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逝世：影響半個世紀全球事務的爭議外交家

美國前國務卿、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季辛吉）逝世，終年100歲。

他曾在尼克松（Nixon，尼克遜）和福特政府擔任美國最高外交官及國家安全顧問。

他創辦的政治諮詢公司基辛格協會（ Kissinger Associates）發佈聲明稱，這位出生於德國的前外交官在康涅狄克州的家中去世。

在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基辛格在美國外交政策上扮演了關鍵、有時是具有爭議性的角色。

基辛格協會的聲明未有說明他去世的原因。

1923年出生於德國的基辛格，在1938年來到美國，當時他舉家逃離納粹德國。

他於1943年成為美國公民，並在美國陸軍服役三年，及後又反情報兵團（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服役。

他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之後在該校教授國際關係。

1969年，時任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尼克遜）任命他為國家安全顧問，這一職位賦予了他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巨大影響力。

作為尼克松政府時期以及之後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總統任期內的國務卿，基辛格領導了對中國的外交努力，助力談判結束了1973年以色列與諸鄰國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即第四次中東戰爭），在後來結束越南戰爭的《巴黎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中，他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歷史性進程中，他的角色也至關重要。

爭議外交家

對於基辛格的政治生涯，人們的評價褒貶不一。

作為外交關係中「現實主義」的忠實踐行者，他一方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另一方面又被直斥為戰爭罪犯。

作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他積極推行了緩和政策，從而改善了與蘇聯及中國的關係。

他的穿梭外交幫助結束1973年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衝突；《巴黎和平協約》的談判也使美國得以擺脫越戰的長久夢魘。

但是他的路線在支持者口中是「實用政治」，在批評者口中卻被斥責為不道德。

多年來也不乏對基辛格的激烈批評。

有人指責他將美蘇競爭置於人權之上，並且在世界多地支援高壓政權，包括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權。

有人指責他至少是默許了智利推翻左派政府的血腥政變，對於阿根廷軍隊對人民發動的「骯髒戰爭」也視而不見。

1973年，他與北越的黎德壽（Le Duc Tho）一同獲授諾貝爾和平獎，但後者拒絕接受。

在聽說基辛格獲得諾貝爾獎後，喜劇演員湯姆·萊勒（Tom Lehrer）就曾有過著名的宣言：「政治諷刺已經過時了。」

該次爭議性的獎項導致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兩名成員辭職。

基辛格在1977年離開政府服務，但繼續充當一位活躍的公共事務評論員。美國總統和議員常常會徵求他的意見。

他還服務於多家公司的董事會，也是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務論壇的常客，此外還撰寫了21部著作。

基辛格於今年5月年屆100歲，而且即使在晚年仍保持活躍。今年七月，他出人意料地前往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一次會面。

如今，他留下相伴將近50年的妻子，以及兩個來自前一段婚姻的子女和五個孫輩。

早年：逃離納粹德國

海因茨·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inz Alfred Kissinger）於1923年5月27日出生於巴伐利亞的一個猶太中產階級家庭。

他們一家等到很晚的一刻才逃離納粹的迫害，但還是在1938年來到了紐約的德裔猶太社區。

少年時代的「亨利」天性害羞，從沒有改掉他的口音，而且終生保持著對足球的熱愛。

他在夜校讀高中，白天則在一家剃須刷工廠工作；原本打算學會計，卻被徵召進入了軍隊。

在那裏，他被編入步兵連，才智和語言能力得以在軍事情報上發揮作用。基辛格親歷了二戰期間的重大戰役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又稱「阿登戰役」），然後還順理成章地掌管一座被攻佔的德國小鎮——當時他的軍階僅為二等兵。

戰爭接近尾聲時，他加入了反情報部門。這位23歲的年輕人被委派率領一個小組，追捕前蓋世太保官員，擁有拘留和逮捕嫌疑犯的絕對權力。

「小型核戰爭」理論

回到美國後，基辛格在哈佛大學學習政治學，在學術階梯上逐步攀升。

1957年，他出版了一本書《核戰爭與外交政策》（Nuclear War and Foreign Policy）——當中認為有限度的核戰爭是可贏的。借助反懷疑主義的語調，他聲稱「戰術性」和「戰略性」地使用新系列小型導彈，或許是合理的。

這本書使他受到了關注。基辛格由此走上了功成名就之路；而他的「小型核戰爭」理論至今仍然有影響力。

他成了紐約州州長及總統候選人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助手。當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入主白宮時，基辛格被提名要職：國家安全顧問。

那是一種複雜的關係。總統感覺在國際關係上要依賴基辛格的建議，但同時又傾向於不時發表反猶太言論，對美國猶太人也抱有懷疑。

此時的冷戰正值高潮：幾乎造成末日的古巴危機剛剛得到解決，美軍仍深陷越戰泥潭，俄羅斯也剛剛入侵過布拉格。

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意緩解與蘇聯之間的緊張關係：重新啟動了縮減兩國各自核武器規模的談判。

中國的「老朋友」

與此同時，通過周恩來總理，與中國政府的對話窗口也打開了。這改善了美中關係，並將外交壓力放到了蘇聯領導層的頭上——他們正對中國這個巨大的鄰國感到恐懼。

據說，擔任國家安全顧問時的基辛格一開始對中國並不感興趣，但是在尼克松的授意下，他在1971年兩次出訪北京——其中第一次是秘密進行，由此開啟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他當時就與周恩來會面，從美中關係中最棘手的議題——台灣問題——開始談起。

他曾經提議讓台灣和中國分別成為聯合國成員。在經過漫長討論和周恩來拒不妥協之下，台灣失去了聯合國席位，華盛頓同意只承認一個中國——北京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同時承諾會在台灣受到攻擊上給予軍事支持。

基辛格的努力直接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的歷史性訪華。當時他會見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結束了23年的外交孤立和敵對狀態。

兩國的全面外交關係正常化在1979年才得以完成，但是基辛格談判下形成的「戰略性模糊」政策被美國奉行至今，直至近年支持強硬路線的美國政客開始尋求逐步改變。

在之後的年月裏，基辛格共到訪中國100次，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7月，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此時的基辛格已年屆100歲，加上到訪中國100次，中國媒體引述習近平指，兩個「一百」加在一起令他的訪華「具有特殊意義」。

新華社引述習近平指，在毛澤東、周恩來和尼克松、基辛格等人「以卓越的戰略眼光作出中美合作的正確抉擇，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既造福了兩國，也改變了世界」。

周四（11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習近平已就基辛格的逝世向美國總統拜登表達了慰問。

中國官方媒體在周四稱基辛格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稱他是見證中美關係發展的「活化石」。

越南

就在基辛格參與尋求與中國重構關係的同時，美國也正試圖令自己從越戰中脫身。

「光榮的和平」是尼克松一項核心競選承諾；而基辛格早就斷定，美國的任何軍事勝利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他們無法「造就一個在我們最終撤軍後還能存活下去的政治現實」。

他開始了與北越的談判，但是又同意尼克松暗中對中立國柬埔寨進行轟炸——以圖剝奪共產黨部隊的人員和物資。

這一政策造成了至少5萬名平民死亡；而這個國家由此齣現的動蕩也導致了柬埔寨內戰和波爾布特（Pol Pot）政權的殘暴統治。

在巴黎與越共進行一系列磨人的談判過程中，此時已是國務卿的基辛格協商了美軍從南越撤退的事宜。

這令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北越的黎德壽也一同獲獎——這一決定遭到了和平活動人士的猛烈抨擊。

基辛格「懷著謙卑之心」接受了這一獎項，並將獎金捐獻給衝突中陣亡美國軍人的孩子。兩年後，當共產黨軍隊推翻南越時，他試圖將獎金退還。

實用政治

在1973年阿拉伯與以色列的戰爭爆發後，他的穿梭外交帶來了停火。

尼克松在白宮的秘密監聽系統記錄了時任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梅厄）熱情洋溢地感謝他和基辛格善待她的國家。

但是在她離開後，錄音帶卻披露了更為黑暗的實用政治。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沒有打算向蘇聯施壓，以讓俄羅斯的猶太人可以在以色列尋求過上新生活。

「讓猶太人從蘇聯移民不是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基辛格說，「而如果他們在蘇聯把猶太人關進毒氣室，也不是美國關心的問題。它或許是個人道主義問題。」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當選為智利總統，則確實令美國感到擔憂。這個新政府支持古巴，並將美國公司國有化。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智利進行了秘密行動，試圖幫助反對派團體推翻這個新政府。基辛格主持了授權該行動的委員會。

「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袖手旁觀，看著一個國家因為對人民不負責而變成共產國家，」他說，「這些問題對智利選民來說太重要了，不能由了他們自己去決定。」

最終，軍方介入了；阿連德在一場暴力政變中死去，皮諾切特將軍奪取了政權。他的很多士兵原來都曾收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錢。

在日後多年裏，基辛格本人遭到多個法庭的追審，調查了軍事政權下侵犯人權和外國公民死亡的事件。

一年後，因水門事件倒台的理查德·尼克松淚流滿面地離開白宮，基辛格親眼見證。尼克松的繼任者吉拉爾德·福特將他留在了國務卿的位置上。

他向1960年代單方面宣佈獨立的前英國殖民地羅德西亞白人少數政府施壓，讓他們放棄權力，但又被指無視阿根廷軍政府令批評者「失蹤」的做法。

權力是最好的春藥

在1977年離任開政府辦公室之後，爭議依舊跟隨著他：哥倫比亞大學曾邀請他擔任教授，但由於學生的抗議而被撤銷了。

他成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外交政策的強力批評者，聲稱這兩名總統在中東戰爭和平進程上的操之過急。基辛格認為，這只能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實現。

在「9/11」事件後，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喬治·布希）請他主持對紐約和華盛頓襲擊的調查，但是幾個星期後他被迫辭職——他拒絕透露一份他諮詢機構的客戶名單，也不回答有關利益衝突的問題。

他曾與小布什總統和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開會，為他們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政策提供建議。他告訴他們：「勝利鎮壓叛亂，是唯一的退出策略。」

始終影響力巨大的他，在2017年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後也曾向他進行過外交事務簡報——他提的各種建議中，包括接受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對克里米亞的佔領。

不過，到2023年他年屆100歲時，他已經改變了對烏克蘭的看法。在俄羅斯入侵後，他認為澤連斯基總統的國家應該在獲得和平之後加入北約。

亨利·基辛格有著廣泛的人脈，並且總是保持著機智。他喜歡說一句話：「權力，是最終極的春藥。」

作為一個非凡的人物，他在上個世紀很多最關鍵的事件期間，都處在權力的中心。

令很多人惱火的是，對於一心一意為美國追求利益，並極力維護這個他的歸化國的生活方式，他從來不感到歉疚。

他曾宣稱：「一個在外交政策上要求道德完美的國家，將會既得不到完美，也得不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