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校園槍擊案的啟示：在校被霸凌、在家被忽視，孤寂憤世的青少年從攻擊武器中找到自信

文：陳建安（玄奘大學應用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1999年，美國可倫拜高中與維吉尼亞科技大學發生10人以上死亡的重大校園槍擊案；今（2022）年5月24日，美國德州一所小學再度發生重大槍擊事件，造成師生至少21人死亡的悲劇，更是近10年這類事件中最嚴重的一起。

根據美國媒體《CNN》統計，2009-2018年發生高達300起校園槍擊案件，是其他工業國家的57倍之多；校園安全雜誌（campus safety magazine）統計，相對於過去，2018年到今年出現一波槍枝暴力案件的增長；而美國疾病與防疫管制中心（CDC）公布，美國死於槍枝相關的19歲兒童／青少年人數，首度超越車禍，來到4368人。

為什麼美國有這麼高的校園槍擊案件？

從上述的國際案件比較看來，大規模的校園槍擊案件幾乎是美國獨有的「產物」。然而，為什麼是在美國呢？美國《精神時報》（Psychiatric Times）與其他專家過往研究指出：

這個國家有一群被邊緣化、情緒不穩、充滿怒氣等心理問題的年輕男性學生

槍枝取得容易，在家裡也普遍缺乏監管

疫情與經濟不利因素之間，可能有某種相關關係存在

缺乏對「兒童轉變為青少年」這個發展風暴階段的心理支持資源

類犯罪造就鎂光燈效應，反而助長模仿行為

以此次犯案槍手高中生Salvador Ramos來說，他18歲的禮物就是這兩把槍，但因美國歷史與生活文化因素，卻要到21歲才可買酒。這就如同一顆危機樹，成長的土壤（社經家庭背景）不佳，且缺乏此年齡最重要的家庭與學校支持，本身具非正向人格與心理健康，也無適當社區與政府資源支持等，都值得我們探討並做為借鏡。

武器與情境效果

號稱邪惡博士，進行史丹佛監獄實驗、提出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的著名社會心理學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說過：「你永遠不知道情境的力量有多強大」。情境會有加乘和擴大的誘發效果，不是人們單純光靠「想像」能導致。

因此，當人們實際處於充滿誘發暴力的條件環境下，恐釀成「路西法效應」，人們會因過度個人主義而合理化和自主意志，可能在人格、思維和行為方式忽然墮落，將人性中邪惡一面釋放出來——從好人變成惡魔。

在心理學中，從與攻擊行為有關的武器效果論可看出，槍枝可能會暗示與增強負向情緒擴張，導致人們的暴力行為。心理學家柏考維茲（Leonard Berkowitz）的實驗發現，當人處於負向挫折時，讓受試者觀看網球拍與槍枝兩個不同刺激物後，相較之下，後者顯著引發出更強烈的攻擊行為。

換言之，挫折不盡然都會引發攻擊，因為身處的情境或存在不同脈絡與刺激，會產生相異的影響效果。而在美國、同時也是現代人的認知中，我們已賦予槍枝一個衝突攻擊的意義。

德州小學發生槍擊案，倖存學生被送到安全的地方。

家庭關係不良、霸凌等性格心理偏差，恐怕也是主因

除了易取性高的槍枝文化、武器誘發等心理效應外，不能忽略親子關係和偏差問題人格。據報導，槍手Ramos於案發前，曾於網路傳訊告知一名少女，因爲他的外祖母干涉其使用手機和網路，所以開槍射傷了她。

綜合相關報導指出，因父母離異，所以與槍手同住的祖父母也是其主要照顧者，兩人皆證稱Ramos沒什麼社交活動，幾乎都獨自一人，在學校也僅有極少的朋友，但沒有犯罪前科。Ramos在溫蒂漢堡店打工時的經理，同樣形容他極為安靜，幾乎不與其他同事打交道。

值得一提的是，如同過去其他的校園槍擊案件犯罪者，Ramos高度迷戀暴力、威力強大的槍彈和支持擁槍自重等相關社群言論。多位其他同學稱他是一個曾被嚴重肢體、關係霸凌的孤獨者，總是在學校跟人衝突打架，不受同儕接納喜愛，並曾恐嚇、威脅、跟蹤其他同學。

Ramos在過去兩年間，行為與性格出現極端的變化，這些都高度符合過去相關研究者辨識出的校園槍擊案犯罪者特徵，如曾經驗被排拒、霸凌的歷史。但他是否被霸凌，還是不友善行為與挑釁語言，造成他容易被針對與排擠，也不得而知。

槍手母親眼中的他「不是一個怪物，但生氣時會出現暴怒」，案發後聲稱她並不知道兒子購買槍枝。他父親也說道：「他不是什麼壞人，只是自我困住了。」但對於為何變得這麼暴力，以及為什麼屠殺學童，則毫無頭緒。

Ramos與母親關係不佳，抱怨母親不買學校用品與衣服，讓他被迫穿同一件衣服上學，最後導致中輟；其父親也承認因疫情與工作，最近少有時間陪伴他。不過，他的父母同時有許多犯罪問題，當中涉及攻擊家庭成員，Ramos現在21歲的姊姊也因不滿父親而加入海軍。

從攻擊武器中找到自信，卻成為怨恨的惡魔

根據美國研究統計，有高達7成5的案件，槍手都曾經於案發前在個人社群媒體上預警「將有大事發生」。他的同學聲稱，他案發前有發出一張背包的照片，裡面有這次作案的槍、子彈和彈匣。很遺憾地，人們都不認真把他當一回事。

Ramos曾經的好友提到，他有問槍手這些槍和子彈是什麼意思，得到的回應卻是：「你不用擔心⋯⋯我現在看起來已經非常不一樣了。你會認不出我來！」擁有了槍枝之後，Ramos似乎感覺他不再需要忍氣吞聲。

或許在過去的世界中，他承受嘲諷與欺凌，但在這一刻，他再也不是人們眼中的那個Ramos。他自認被害、心理孕育出的敵意，讓他轉為加害者身分。

掙扎在無價值感與自大膨脹的矛盾的自我中拉扯著，這樣的內在心理張力是緊繃、但力量強大的。儘管依其同學所述，Ramos並沒有心智健康病史，但過去美國關於校園槍殺案件的分析研究顯示，此類槍手大部分都有心理與精神上的困擾，例如憂鬱、自殺意念、雙極情感疾患及精神發作病症。

因此，在迷戀暴力、加上過去的同儕衝突與貶抑的自尊下，武器就成為魔幻般的一股破壞力量，讓Ramos自認具有資格和特權（entitlement）復仇與剝奪他人性命，這都是所謂的反社會犯罪思考特徵（criminal thinking pattern）。如同過去多數此類型犯罪案件，槍擊案多是具預謀的，並且高達近八成都具報復動機。

一位孤寂、憤世，但缺乏家庭支持與要求的青少年

因爲種種原因，Ramos不論在學校與家庭，都是缺乏歸屬感的孤獨人際邊緣人。青少年期是一個渴求認同與亟需同儕接納的心理階段，若無法滿足，可能導致失落、產生憤恨和敵意。

最大的問題可能在於Ramos本身的心理健康問題，加上家庭無法提供支持，又處於忽視放任的親子關係中，最後出現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無法體認現實世界中好壞的分裂（Splitting）思考。在沒有心理資源及時介入下，導致此次不幸事件。

儘管台灣校園攻擊的本質與美國非常不同（至少不太可能發生槍擊案），但如果不改變親子關係問題，以及建構友善校園與霸凌輔導體制，校園霸凌事件只會一再發生。

當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至少我們能夠期待校園成為一個安全的學習場所，並且多注意那些被排擠、壓抑的邊緣學生，尤其是有心理與精神困擾者。因為這些潛在危險性影響長遠，在校園中、甚至出了社會，都可能成為不定時炸彈，近年重大案罪案件者，也有許多是求學時期被忽略的沉默者。

此類校園犯罪事件促成的原因複雜，如果沒有系統性的改變，似乎很難看到整體風險的變化。然而，悲劇是那麼真實且具體，就如同槍手的父親受訪時說道：「我感到很抱歉，我無法再見到兒子，就如同這些人無法再見到他們的孩子。」悲劇已造成，只徒留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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