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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下台也難解中國問題？許成鋼點出關鍵在改變制度
美國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及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同時也是著名的經濟學者許成鋼在接受央廣「為人民服務」節目主持人楊憲宏專訪時表示，許多人認為中國目前的許多問題，只要習近平下台後就能迎刃而解，但他認為，中國的問題不在於某一個人的身上，而在於這個人背後的極權主義黨所實施的制度。
習近平上台十餘年來，為中國的社會帶來巨大改變，經濟的下行，人權的倒退，各方面的緊縮，都讓民眾苦不堪言，許多人因此認為，只要習近平下台，中國的許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不過，許成鋼在接受訪問時則表達了不一樣的看法。
許成鋼強調，不少人把中國現在發生的問題，歸結到一個人身上，這個看法是相當膚淺的。因為一個人之所以會有力量，是因為他是極權主義黨的首腦，因此，只要極權主義黨在統治這個社會，那麼無論任何人來做他的首腦，極權主義黨都是極權主義黨，所以問題不在於某一個人身上，而在於他背後，這個黨所實行的基本制度。
至於這樣的極權主義黨是否有可能終結？許成鋼則相當樂觀。他說，歷史上有許多類似的例子，像蘇聯和中歐、東歐等共產黨國家，他們大部分都是和平地放棄共產黨統治，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極權主義黨自己的社會精英們，當他們意識到這個黨本身，就是一個不能夠改革的黨，就是所有改革障礙的時候，唯有放棄這個黨的統治，才有可能改變這個社會，才有可能發生變化，因此像波羅地海三國，波蘭或是捷克，都是同樣的例子，目前也都發展得很好。
此外，許成鋼也在訪談中，除了針對中國國企的「軟預算約束」再次提出警告，也從改革開放的歷史，全面解析了中國和私營企業，及企業家的關係，更間接提醒了外界千萬不要對中共存有幻想，因為私營企業從來就不是中共的選項。以下為許成鋼的訪談實錄：
中國以債台高築換高速經濟成長 深陷危機
主持人：
大約是從2008年北京奧運起，中國媒體高唱現在是漢唐未有的盛世，學界還曾經以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提出所謂的北京模式或是中國模式，認為在極權制度下，可以有效率的集中全力，辦大事。直到現在，習近平還在說，理論自信，道路自信。但實際情形卻是每下愈況，中國模式真的走到盡頭了嗎？
許成鋼：
你剛才提到2008年奧運會的情況，實際上，中國的經濟開始出現嚴重問題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只不過是由於全球金融危機把它掩蓋了。實際上，中國經濟早在07、 08年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嚴重問題，而當時產生嚴重問題背後的最大原因，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早就已經定了一個重要的基本政策，叫做抓大放小，重點是抓大。這是什麼意思？「抓大放小」是在90年代後期提出來的，放小實際上是以默許的方式，允許地方政府把國有企業私有化，但是中國共產黨不允許使用私有化這個詞，所以中國人從來沒聽過這個詞，但是它事實上做的是私有化，就是中小國有企業私有化，但是它真正要做的不是放小，那是不得已。它真正要抓的是所謂的抓大，抓大就是要把大型的國有企業做大、做強，而要把大的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從它搞了十幾年以後，到了07、 08年的時候，就已經變得很強了。
另一面，就是時間，就是地方政府靠搞房地產，也搞得很強了，在這個背景下，因為我剛才已經提到，就是國有資產帶來的軟預算約束問題，一方面當時社會上，就是私營企業，人們都在講這個叫做「國進民退」，國進民退說的就是剛才講的現象，就是它儘量讓國有資產大發展，要做大、做強，在這種背景下，由於銀行是黨政壟斷，所以銀行的貸款主體，都給了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使得國有企業跟地方政府能夠大發展，那麼它軟預算約束的問題，一下子就變得很重要。因為早在90年代末，中國曾經遇到過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軟預算約束，使得中國國有經濟幾乎到了破產邊緣，是靠著大規模的私有化才解救了它，但是在它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過程中，軟預算約束的問題又捲土重來了！所以在那個時間就已經變得很嚴重，但是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給了它一個機會，所以它以這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為目標，實際上是它自己內部已經產生了問題，它在這個背景下，大規模的推動了財政刺激方案，這個財政刺激是全世界都沒有見到過的，這麼大規模，就當時中央政府提出來是4萬億的財政刺激，但實際上到最後執行的是差不多9萬億、10萬億，而這個財政刺激的錢從哪裡來呢？錢都是借來的，而主體都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作為抵押，從國有銀行裡借出來的錢，這樣子大規模的債台高築推動起來的，表面上看是非常高速的經濟發展，如果我們去看統計數字的話，反而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歷了最高的增長速度，而這個最高的增長速度本身，是非常非常危險的。因為它以這個非常非常高的借貸，然後以這個國有企業為主推動的大規模基礎建設，而大量的這些基礎建設是沒有什麼收益的，所以這個時候就把中國的經濟，實際上就推到了一個非常危險的軌道上去了。
這就是這個剛才你提到奧運會，實際上那就是一個虛的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它把這個最最危險困難的東西，掩蓋在後邊了。畢竟在那個時候，私有企業還在快速發展，所以一方面有這個很嚴重的病在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私有企業也在快速發展，包括電商、包括大量的技術，在這種情況下，就使得中國一部分是有嚴重的病，一部分是大發展，所以是非常混合的情況，那麼私有企業的大發展，就是到了這些年，又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壓制，就使得它光是剩下病的那一面，健康的那一面都被壓下去了。
切勿對中共抱有幻想 私有經濟從不是中共選項
主持人：
十多年前中國民間就已經有人提出改革開放已死已死的論述，就在胡溫主政時期，您怎麼看？
許成鋼：
實際上，我們必須要整體去理解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從一提出來，它就是為了幫助共產黨穩固它的政權，在改革開放還沒有開始的時候，事實上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在1979年，鄧小平就已經非常清楚提出來四項基本原則，在之後幾十年裡，中國共產黨是一直完全在執行這四項基本原則。什麼是四項基本原則？ 第一條就是黨的領導，然後就是社會主義的道路，然後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然後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有的時候它講基本意識形態，講無產階級專政，講它的憲法說，講人民民主專政，但是它是一個意思，就是黨使用專政手段，統治整個社會，這是貫穿整個改革開放的最基本底線。
1982年的時候，鄧小平又非常清楚的再表達過一次，他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很多人可能不懂得什麼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列寧新經濟政策，就是布爾什維克在發動1917年政變，取得政權之後，很快布爾什維克遇到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困難，為了使得布爾什維克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能夠生存，列寧設計了所謂的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就是，一方面，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它是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它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它是要國有制，但是另一方面為了生存，它暫時開放私有制，為了生存，它暫時開放市場經濟，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為了讓蘇維埃政權能夠生存，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所以等到蘇維埃政權鞏固了之後，我們再沒收這些私有財產，再重新回到全面的國有制上去，這就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
鄧小平在當時把這話講得非常清楚。他說，我們的改革開放，就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因此，鄧小平在他掌權的時候，他從來也沒有真正的支持過私有經濟，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私有經濟的產生，他連至今也不用私有經濟這個詞，他用民營經濟，他的目的就是要避免這個基本上和他的意識形態產生衝突的事實。實際上，在中國，他是事實上產生了私有經濟，在黨章憲法都不允許私有經濟的提供，在這個條件下，事實上產生了，而且他真正救了中國共產黨的命。就是在這個條件下，才在2002年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和200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上，承認了私有產權。但是這個承認是非常抽象的，在他承認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很清楚的認識到，他必須要想辦法控制所有的私營企業，必須要想辦法控制所有的私有企業的企業家們。所以那個時候提出來的所謂的三個代表的理論，就是為了要反過來控制所有的私營企業和企業家做的努力，這些努力後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為所謂的三個代表的理論，他是以收買的方式，試圖來控制企業家，但是當這個私有企業變得越來越大，變成了經濟主體的時候，共產黨去收買企業家就變得非常困難，所以他最後沒有可能再用收買的辦法，那麼就反過來直接去控制、直接去壓制，這就是我們後來看到的這些現象。
所以，中國共產黨和私營企業，中國共產黨和企業家之間的關係，從來都是首先利用，然後想辦法控制，然後控制不了就去壓制，從來都是這樣，從他一開始就是這樣，所以是沒有變化的，變化的就是當私有企業變得很強的時候，他們就變成迫不及待的用非常強硬的手段，直接來壓制、直接來干預。
現代化理論在中國行不通 極權主義難容公民社會
主持人：
1992年，中國著名的科學史家，也是您的父親許良英先生，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呼籲政治體制改革；1994年他與妻子王來棣及丁子霖等發起《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公開信，並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第二年發起《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公開信，全世界上千著名科學家、學者，包括國內數十名院士和著名知識分子、國際上十名諾貝爾獎得主聯署。 30年過去了，您怎麼看父親當年的呼籲？今天的中國還有改革的希望嗎？
許成鋼：
他們當時的努力，實際上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改革的死結，這個死結就是共產黨堅持一黨專政。實際上，中國是沒有可能繞過這個死結的，哪怕你的經濟一時有了某些發展，實際上，他連長期的發展都是不可能的，那麼再加上人並不是豬狗，這什麼意思？意思就是人不是吃飽了、穿暖了就可以，人是有思想的，人是需要自由的！共產黨想做的是，以高壓來壓制你，讓你沒有自由，讓你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下，他讓你能吃飽、能穿暖，他希望在這種能吃飽、能穿暖的情況下，你就會自願放棄自由。但是事實上，在這樣的集權統治下，他甚至就連人能吃飽、能穿暖，能有醫療保險，能有尊嚴的物質上生活都不可能，就現在都已經看得非常清楚。
那麼剛才你也提到過，一個重要的西方的理論，你沒有提理論的名字，這個理論在西方，它叫做所謂的「現代化理論」，它的一個基本說法，就是說你即便是在威權主義的統治下，只要經濟發展了，只要中產階級發展了，最後中產階級就會要求自由，中產階級就會把這個社會，從一個威權主義的社會，推動變成了一個民主憲政的社會。
這個說法是非常似是而非的說法，這個說法就是從抽象的角度看，它似乎反映了像包括臺灣、包括韓國，他們歷史上發生過的這些變化，就是80年代以來，臺灣跟韓國都從這個威權制度，變成了民主憲政制度，也就是先有了一些經濟發展，然後才有了民主憲政，然後民主憲政再幫助它，進入發達國家的水平。為什麼我說它似是而非呢？因為這種說法，只討論到威權主義制度，沒有看到極權主義制度，就是在極權主義制度下，由於極權主義黨，它控制了社會所有資源，它控制了社會所有各個方面，因此極權主義黨，它不能夠允許社會上產生的中產階級，會為了他們的自由而推動任何事情。
比如說，在中國大陸，伴隨著私有企業的發展，伴隨著大量的人擁有了私有財產，人們開始逐漸建設公民社會，但是公民社會立刻就被中國共產黨看成是 顏色革命的基礎，因此中國共產黨就專門要來消滅公民社會，那麼所有現代化理論裡邊討論的邏輯，就在於中產階級會要建立公民社會，把這個社會推向到民主憲政的方向。實際上，無論是臺灣也好，還是韓國也好，當年都是靠的產生公民社會，才把社會推向了民主憲政方向。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下，它不能夠允許公民社會存在，這就是為什麼，它不但是要壓制公民社會，它同時也去壓制私有企業，同時就把中國的經濟也都掐斷，這就是我們看到實際發生的現象。
習近平下台也難解決中國問題 關鍵在制度改變
主持人：
現在看起來都是制度問題，這個制度堅持者習近平，還有共產黨，就變成今天大家討論解決方案的一個方向。我們看到美國歐洲國家、日本，他們其實都暗藏了這樣的思維，也就是有人認為，要習近平下台，當然也有人認為說，共產黨不倒，中國不會好。你怎麼看呢？
許成鋼：
有不少人把中國現在發生的問題，歸結到一個人身上，這個看法是相當膚淺的。因為，這裡真正重要的是這個極權主義黨，這麼一個人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他是極權主義黨的首腦，只要極權主義黨在統治這個社會，無論任何人來做他的首腦，極權主義黨都是極權主義黨，所以他的問題不在於某一個人身上，而在於他的基本制度。
至於這個基本制度怎麼改變？歷史的發展當然具有很多很多的偶然性，我們沒有辦法真的去確切預測歷史會怎麼發展，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這個極權主義黨仍然掌權，只要他仍然是極權主義制度，那麼中國面臨所有的這些困境，都沒有可能從基本上得到解決，就是他只能在具體的現象上，會有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他面對的最基本的這些困境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至於極權主義黨會是以什麼方式，結束極權主義黨的統治？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發生了很多個例子。因為蘇聯和中歐、東歐的共產黨國家，他們放棄共產黨統治，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和平的，這個和平放棄統治，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極權主義黨自己的社會精英們，當他們產生了這個認識，當他們意識到這個黨本身，就是一個不能夠改革的黨，這個黨本身就是所有改革的障礙的時候，那只有他們放棄了這個黨的統治，才有可能改變這個社會，才有可能發生變化，過去我們看到蘇聯解體和中歐、東歐的共產黨國家，放棄共產黨的統治，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波羅的海三國發展得非常好，波蘭發展得非常好，斯洛伐克發展得非常好，捷克發展得非常好，這些之所以可以發展得非常好，都是因為他們首先放棄了共產黨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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