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未來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國!《外交政策》:中國這4億人口才要讓他擔心

中國新疆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11月24日發生因防疫封控,導致10人命喪火窟的慘劇,隨後則在全國各大城引發示威抗議,反對嚴苛的防疫措施,部分示威者甚至要求中國共產黨與習近平下台。對此,《外交政策》專欄作家傅好文近日表示,習近平政權未來最大的考驗並非來自國外,而是國內與日俱增的中產階級。

世上最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

《外交政策》(FP)專欄作家傅好文(Howard W. French)6日撰文指出,中產階級是構建有凝聚力社會運動的必要條件,這群人不僅有助於限制統治者專橫的權力,更能促成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化。隨著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飛快成長,該國中產階級也隨之擴大,目前總人數已達到官方統計的4億人。

傅好文表示,這即揭示了中國政治局面即將進入決定性的新階段,習近平政權未來最大的考驗將不會來自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而是中國內部,即他該如何面對中國社會幾十年成功所帶來的產物——世上最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

他解釋,這群人與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一樣,重視隱私、個人自主權,以及對各項事務表達看法的發言權。隨著習近平更全面地干預人民生活、加強對公民的言論審查及人身自由限制,中國中產階級們的耐心似乎已經到達極限,這點在最近爆發的「反封控抗議」一覽無遺。

他也坦言,積累已久的民怨固然是近來示威活動的導火線,但中國與日俱增的中產階級人數,才是這波抗議浪潮爆發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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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致力根除中產階級

傅好文表示,回顧中國史上幾場示威運動,即可發現中產階級群體對示威運動成效的影響。1966年9月,年僅19歲、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王容芬,向時任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寄出一封署名的「退團信」,以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

「請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她在信中憤怒地寫道:「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眼見該信並未引起太多迴響,王容芬隨後帶著一封寫著相同內容的德語信件,於蘇聯駐華大使館附近服下了4瓶殺蟲劑自殺,企圖以生命抗議文革。最終她被送往醫院搶救,隨後遭逮捕入獄,並在關押近十年後,於1976年1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傅好文認為,王容芬一事並未在當時的中國產生巨大效應,並非因為她缺乏當前的科技工具或社群媒體,無法與他人建立連結,而是因為當時中國僅有極少數的中產階級。畢竟,毛澤東在統治初期致力推動根除舊有中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視他們為其革命及獨裁統治不可逆轉的階級敵人。

1966年9月,文革期間,狂熱支持毛澤東的青年高舉《毛語錄》(小紅書)(AP)
1966年9月,文革期間,狂熱支持毛澤東的青年高舉《毛語錄》(小紅書)(AP)

1966年9月,文革期間,狂熱支持毛澤東的青年高舉《毛語錄》(小紅書)(AP)

改革開放成轉捩點

而經過多年的經濟自給自足、對私人財產及企業的打壓後,到鄧小平時期,中國社會幾乎不存在經濟上的中產階級。不過從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中國邁向了一條截然不同且變化快速的道路——迅速向世界開放、商業私有化,以及快速的經濟成長。

傅好文表示,此後十年之間,中國爆發多起歷史著名的抗議活動,包含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而這一切絕非巧合,勢必與中產階級的擴大有關。他認為,中國人民固然對自由有所追尋,但如果沒有中產階級的存在,社會就會像一盤散沙,難以組織起來實現連貫的目標

不過他也強調,在1989年的中國社會裡,中產階級仍處於萌芽狀態,整體結構不夠廣泛、堅固或意見一致到足以成為有效改革運動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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