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習近平治理下，中國為何面臨經濟困境？反對刺激國內消費《外交政策》：根源是毛主義
自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對經濟成長採取國家主義的觀點，對國家安全議題的執著讓國家武器化，犧牲民營部門的利益，近期中國經濟成長放緩。美國期刊《外交政策》指出，中國需要國內消費者增加支出，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意識形態阻礙，而中國面臨的經濟困境源自於習近平信奉毛澤東主義的社會主義。
1960年代，蘇聯（Soviet Union）及中國從盟友變成死敵時，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及中國領導人毛澤東之間的一個主要分歧是共產主義的性質。1961年的蘇聯共產主義建設計畫中，赫魯雪夫格外強調消費及生活水準是衡量共產主義成功與否的標準，他認為在真正的共產主義國家條件下，普通蘇聯公民比資本主義公民擁有更好的生活。然而，毛澤東認為，與資本主義者在生活水準上競爭的企圖不僅注定失敗，也意味著在這個過程失去社會主義事業。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他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建立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並鼓勵民營企業發展，還表示「致富光榮」。他的繼任者江澤民及胡錦濤延續這個做法，將中國變成出口大國，特別是在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後。
儘管中國官方信奉社會主義，但1980年代及1990年代改革開放期間，為公眾提供衛生醫療、教育、養老金等福利的國營部門遭到掏空，國家將經濟成長的重點放在出口生產。中國家庭必須為醫療、教育、退休、其他必需品存錢，而不是購買消費品。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幾乎沒採取任何行動來重建社會安全網，因此所謂的「再平衡」從未實現。
許多專家努力解釋中國經濟成長放緩的原因，《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指出，讓人信服的其中一個解釋是，中國正達到大量投資、出口驅動的成長模式極限，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採取的解釋。中國領導人當時認為，如果中國能增加國內消費，就不會那麼依賴外國消費者舉債購買中國商品。
儘管習近平前任的努力以失敗告終，但許多人希望習近平2013年上任後能做到以前的中國國家主席沒做到的事情。習近平上台後，許多人希望他深化中國國內的市場改革，為經濟提供所需的消費刺激。許多觀察家認為，習近平是「雄心勃勃、注重效率的經濟改革家」，將開創自由化的新時代。然而，習近平更努力實施以國家為主導、以投資為主的策略，以「中國製造2025」計畫與「一帶一路」倡議為核心。
《外交政策》指出，結果習近平的策略非但沒有實現市場自由化，反而扼殺了民營部門，並導致近年來資本淨流出中國。儘管他在任期間的經濟成長下降，但中共宣稱這是「更高品質」的成長，可以避免不平等加劇及生態破壞等。然而，如今中國經濟成長依然緩慢，加上青年失業危機與房地產業的債務負擔可能引發更廣泛的金融崩潰，評論人士再次呼籲習近平解決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那就是國內消費基礎不足。
然而，這些呼籲可能不受理睬，對習近平來說，刺激國內消費不僅是總體經濟政策的疏忽，還與他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願景衝突。習近平看到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及中國的全球地位都受到與美國意識形態衝突的威脅時，對他的中國願景存續來說，刺激中國國內消費這個對策比經濟停滯的問題更糟糕。
此外，習近平似乎也與毛澤東一樣，對開放民營企業的危險抱持懷疑態度，轉而集中精力進一步集中控制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習近平將優先事項放在這些領域，往往反映出他執著於避免蘇聯式的崩潰；中共仔細研究蘇聯的解體，避免自身出現這樣的結果。1990年代，中共對蘇聯解體的分析非常關注計畫經濟（planned economy）的問題及其未能充分供給人口的問題，這讓接受市場改革成為維護政治穩定的合理方法。然而，在習近平時代，對蘇聯崩潰的分析反映了不同的優先事項，還變得越來越狹隘，而且首先集中在意識形態。
當今中國社會主義學者認為，蘇聯垮台是因為其執政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失去信心，變得自滿及貪腐，從而與人民失去聯繫，而人民同樣不再相信黨的意識形態。當代的全球事件加劇這種內在的恐懼。「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及後蘇聯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發生後，俄羅斯及中國都認為西方正利用民主化來削弱其敵人，其中俄羅斯與中國首當其衝，他們普遍擔心政治顛覆及意識形態顛覆，尤其是習近平擔心自己可能成為中國的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
因此，習近平似乎認為，比起進一步市場改革，重申黨的角色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活力是更迫切的任務。他以大規模的反貪腐運動開始其統治，清除前任領導人底下可能對習近平不忠的潛在競爭對手及官員，這不僅為國家帶來寒蟬效應，也對擔心被捲入清洗行動的商界領袖產生了寒蟬效應。這場運動也是為了淨化中共，恢復民眾對中共的信心。隨著時間過去，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政府重新嘗試對民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打擊「歷史虛無主義」（historical nihilism），並增加黨在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包括在民營企業內部設立黨支部來幫助確保民營部門的決策與中共的目標一致。
與鄧小平不同的是，習近平信奉的是毛主義的社會主義，強調為集體利益做出個人犧牲，這讓人回想起1960年代及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隨著中國經濟情勢惡化，習近平更強調這項做法。當今的中國年輕人流行「躺平」等觀念，拒絕職場的激烈競爭，轉而追求極簡的生活方式，習近平則鼓勵中國年輕人「吃苦」，並批評當今中國年輕人的道德品質及職業道德。
習近平政府也發起一場復興傳統男子氣概的運動，試圖將「娘娘腔男人」驅逐出公共領域，擁抱毛澤東時代的保守禁慾主義。習近平政府也試圖限制電玩遊戲，擔心它可能對中國年輕人的道德產生有害影響。簡而言之，習近平版本的社會主義不是富足的社會主義，相反地，它似乎是道德社會主義，源自於習近平年輕時偏愛的毛主義價值觀。
習近平政府對意識形態的關注不僅是為了恐嚇民眾默許中共的統治，只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黨內及社會充滿活力，黨的控制才可行，而對個人消費的關注不利於這種活力。鑑於習近平對中國面臨的危險所持的信念，他不太可能願意將中國經濟重新平衡往個人消費發展，而是更可能採取不溫不火的供給政策及動員越來越多的失業年輕人從事黨主導的事業，同時對破壞他推崇的職業道德言論形式進行政治打壓。《外交政策》指出，習近平對西方價值觀的解釋似乎帶有明顯的物質主義色彩，對他來說，刺激消費被視為在意識形態上向西方投降，這對他的政權來說比經濟停滯來得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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