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煩惱不只有台灣》如何判斷北京在想什麼?前白宮情報高官:任何領導人訴諸軍事行動前,都要通盤考慮「這兩點」

馮稼時博士(Thomas Fingar)是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也是美國第一位國家情報研究副總監。
馮稼時博士(Thomas Fingar)是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也是美國第一位國家情報研究副總監。


中共對台灣的威脅不辯自明,從假新聞、宣傳戰、法律戰、灰色地帶作為到真槍實彈的軍事威脅都有。

但共產黨統治的中國,需要面對問題的不只有台灣,國內社會從經濟成長放緩、債務居高不下到青年失業率大增等難題都有。

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也是美國第一位國家情報研究副總監的馮稼時博士(Thomas Fingar)表示,想要判斷習近平或北京高層的真正意圖,不能只看其現有能力或公開說法,更不能只憑著所謂機密消息來源的情報。

他認為,想要判斷北京領導層在想什麼,包括是否真的要武力犯台,一定要看看對方手上還得處理哪些棘手問題,更要推演若訴諸軍事行動可能引發的國際反應,才能對北京可能作法有更佳判斷。

他曾任美國首位國家情報研究副總監、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

現年76歲的馮稼時博士,6月接受國際智庫亞太堅韌研究基金會(CAPRi)邀請,以「洞察先機:情報分析如何形塑政策制定」為題,來台發表專題演講。

馮稼時的背景是政治學,主要是研究中國及俄羅斯的比較政治,1986年他從史丹佛大學被延攬至華府國務院,投入對中國的研究,後來在國務院本身的情報單位「情報及研究局」服務11年。

他後來做到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以及首席副助理國務卿。

2005年至2008年,馮稼時博士先後被任命為第一位國家情報研究副總監,以及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在整合政府各部門的情報資料,提供美國總統、國務卿及其他政府首長、以情報形塑政府政策上,有豐富的實務經驗。

2009年他離開華府,回到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學人至今。不論是他在國家情報委員會任內,或是回到史丹佛大學後,都多次出席國會詢問或應邀出席研討會。

成長動能、政府債務、青年失業等五大問題 都是北京需處理的難題

馮稼時6月在接受小型媒體聯訪時,對於他多年觀察中國的心得,提出了以下說明。

「不論是在哪個體系或制度下的領導人,想要了解其意圖,想知道他們腦袋裡到底在想什麼,如果只是透過機密情蒐回報的訊息,或只是有人告訴你他們知道習近平的真正意圖,這是很有問題的。」

「我認為,你不只要看他們現在有什麼能力,還要看高層領導現在擔心的所有問題。」

以中國來說,北京需要達成經濟發展目標、重振成長動能、處理居高不下的政府債務、面對青年失業問題,還有老百姓的消費意願低落,不利國內經濟。

不只如此,北京多年前宣布取消農村戶籍制度,要讓全中國一半人口得以享受都會居民長期擁有的各種社會福利,這會使得都會區民眾的怨恨心理大增,因為整個社會福利大餅只有一塊,現在有更多非都會民眾來分食,意味從孩童教育、身心障礙福利等項目的社福都會縮水。

馮稼時指出,光是取消農村戶籍制度這件事,就讓上述原有的五大社會及經濟問題,更不好處理。

「如果有人說,(中國)來跟台灣打一場戰爭,好轉移國內民眾對上述社會問題的注意力,之後再來處理這些棘手問題,也可以讓我的統治合法性更高,我認為這種想法完全沒道理。」

馮稼時表示,根據他在國務院情報研究局及國家情報委員會,前後15年研究全世界193個國家的制度經驗,他覺得不能只從人(領導者)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或中國的對外關係,更要從制度、體系角度來看。

馮稼時:若中國任何有犯台跡象 都可能引發美國及盟國反應

北京若想要武力犯台,另一個必須考量的角度,就是國際社會的反應,以及商業界的打算。

「我觀察中國60年了,沒有哪個(中國)領導人沒有對拿回台灣的五年計畫,但這些計畫中的期限大多數都已經過去,那現在狀況有哪裡不一樣?」

「現在中國參與國際社會很深,所以任何(想要對台動武)的言論,破壞性都很大。只要是看來在調動軍力,準備對付台灣的任何舉動,都可能引發美國及其盟邦的共同反應。」

舉例來說,如果美國或盟國宣布,即日起禁止任何從中國出發的貨輪進入美國港口,或進入歐洲港口,或是禁止任何貨輪從歐美港口開往中國,後續影響將非常巨大。

因為不只中國,各國商業界老闆都會想,「holy shit,我沒有辦法再買任何中國出口的東西,如果六個月之後還是這樣,潛在影響會非常大」。

馮稼時指出,如果要判斷北京對台灣打什麼算盤,這些都是納入考量的因素,才能得出相對全面的成本效益評估。

政策制定更加依賴情報單位與決策高層互信

另外,馮稼時6月6日在政大的專題演講中,說明了情報分析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他表示,情報研究需要過濾大量非機密訊息,例如新聞報導,以在有限時間內提出分析,幫助政府高層制定政策,「判斷情報分析價值的最關鍵指標,在於是否及時、是否在決策者需要的當下,產生了幫助」。

馮稼時也說明,情報研究與學術研究的最大差別,在於學術研究者多半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課題,而情報單位需要為決策者服務。

無論是國際上的衝突、外交,或是社會面的永續發展,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更加依賴專業情報分析者與政府決策層之間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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