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緣何會見法蘭西斯·福山

「曆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篇論文令法蘭西斯·福山在世界上名聲大噪。在1989年發表的這篇論文中，福山宣布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已經以自由主義的勝利告終，此後東歐的沒落和蘇聯的解體使其主張被奉為先知的語言，備受追捧。

最近福山受到了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關注，今年春天他曾參加中國政府策劃的座談會，並於11月份應清華大學邀請進行了演講。值得人們關注的是，他還以此為契機，不斷與中國最高領導層人士會面。

今春他曾與中國指揮反腐敗運動的王岐山進行會晤談話。中國共產黨排名第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一名外國學者進行不計形式的談話，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罕見的事情，因此曾備受熱議。今年11月，中國最高領導人、國家主席習近平甚至親自與福山會晤，堪稱“破例”。

福山緣何突然受到了中國的關注呢？這與他在2011年和2014年陸續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兩本書不無關聯，這兩本書顯示出，福山的觀念正在發生變化。

福山認為，國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民主責任製度（accountability）是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大基本要素，當三者達到平衡時，就會出現政治秩序的理想情況。因此，在建設政治秩序時，首先需要構建一個強力的政府，然後厲行法治，最後是建構民主責任製度。

法治和民主責任製度必須能夠牽製政府權力，但如果國家因此喪失能力，則會導致災難，像敘利亞、伊拉克一樣，社會將陷入大規模混亂。福山指出，中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構建了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相反，政府權力受到削弱的美國則正在走向衰落。

中國對福山的這一觀點極為追捧，「環球時報」曾援引福山的話主張“中國的發展不是因為運氣好，而是因為符合了國際政治的規律”。另有中國媒體介紹了“沒有任何政治製度可以適用於世界所有國家”等福山的話，以此強調西方的自由民主製度並非萬能。

從上述內容可推測出為何習近平與王岐山要會見福山。習近平與福山的具體對話內容還未得到披露，但從王岐山和福山兩位名字都以“山”結尾的“二山會”的對話，我們可以揣測出中國領導層的用意。在90分鍾的談話中，大部分時間都是王岐山在說話，相比聽取福山的想法，中國更想通過這次對話向外部表達自己的思路。

福山對中國的反腐運動頗為好奇，但王岐山卻不斷談起曆史、宗教、政治和文化問題，因此福山才會在會晤後說“感覺像是一場玄學討論”。 王岐山說“福山所說的國家、法治和民主責任製度的DNA中國都有，因此中國從準確定位自己的曆史和文明出發，應該吸收世界各民族的長處”，明確表示中國將繼續走自己的路。

此外，他還說，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道路需要經過數代人的努力和非常悠久的歲月，為了不把13億人帶上陡峭的懸崖，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必須非常慎重，習主席對於這一點認識得非常清楚。

王岐山還說“中國和西方追求的東西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但形式各不相同”，“所謂中國特色，就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法治等一切政治行為”。那麽，誰來對中國共產黨行使監督職責呢？對於這一問題，王岐山問福山“宗教內部的治理依靠的是什麽呢”？也就是說，正如宗教依靠自我監督一樣，共產黨也只能依靠自我監督。

王岐山還說“在醫學上尋找自己給自己做手術的先例，發現曾有一名俄羅斯外科醫生給自己做過盲腸手術，中國通過共產黨監督機構紀律檢查委員會對黨員開展大規模反腐運動，就是一種內部監督”。

每當中國處於轉型期時，都會由領導人親自站出來闡述中國的發展思路。毛澤東曾通過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闡述中國的建國構想，鄧小平曾通過與美國的時事節目主持人邁克·華萊士對話營造中國改革開放的氛圍等等，中國經常通過這種方式尋求外部的理解。

習近平會見福山也旨在消除外部對中國堅持走不同於美國自由民主製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疑慮，另外也意在凸顯中國在體製競爭中的自信心。也就是說，曆史並沒有宣告終結，而是隨著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掀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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