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中國的「監控資本主義」

作者:曾昭明 (天朝主義批判研究者)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2017年5月27日,在中國歷史上,將會是個特別的日子。

中國世界排名第一的棋手柯潔,和 AlphaGo 對戰,連吃3敗。記者會上,柯潔語帶哽咽地說:「它太冷靜了,不給你任何希望。我跟它下棋特別痛苦,只能猜它一半的棋,差距太大」。

2017年,人類拱手將「無敵棋手」的身位讓給了電腦人工智能。谷歌事件對「華夏帝國心性」的衝擊,在深層的象徵意義上,或許不下於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

「琴、棋、書、畫」,這是傳統天朝文人的「基本文化修養」。明帝國文人許仲冶,在《石室仙機》,將最高端的棋手,以華夏古典宇宙論神學的語言形容為「入神」:「變化不測,而能先知,精義入神,不戰而屈人之棋,無與之敵者」。

可以說,圍棋既是「華夏境界形上學」具體而微的表徵,同時也是一種古老的兵棋推演,一向為華夏文人練習權力技藝的虛擬劇場。如今,圍棋卻是人工智能的「天下」了;即便是最強的人類棋手,面對Alphago,也只能讚歎「神級對手」。

當然,我們可以預期,華夏儒教文人,還是會繼續想像著:西方以數學為本的「邏各斯形上學」,不是華夏「天人合一」的宇宙論帝國神學的對手,而「天下帝國」,最終必將「超克現代」,消滅「希臘城邦式的列國秩序」,重現「天下帝國」的「帝國榮耀」。

不過,現實中的中國權力集團,倒是沒有太多形而上的遐思。根據媒體報導,谷歌事件改變了中國政府對投資人工智能產業的看法。但恐怕影響其實還不僅於此。谷歌事件,讓中國政府看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他們可以依循著傳統法家的思維,將人工智能技術轉化為數位版的「齊民編戶」帝國統治術。

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中,有一段直接引述文革話語的文字,引起了各界矚目:「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如今我們已經知道,從梁啟超發明「中華民族」的「帝國性民族」觀念以來,各種的「大中華民族的共和國」設想,都是內在自我矛盾的語詞。要彌合這個矛盾,就不能不有某種「永久性的非常統治裝置」。

而中國古典的「儒教王權主義」,一旦經由「人民民主專政」的話語和制度形式予以「現代化」,也就成為了緩解這種結構性衝突的「萬靈丹」。「黨的領導」,在中共十九大再度浮現為「時代的主旋律」,不能不說有著深層的歷史緣由。

然而,要在數位資訊時代去完成「鞏固黨的領導」的「偉大事業」,要繼續擴大再生產中國權力集團在印刷資本主義時代發明的「中華民族」,中國權力集團需要新的統治技術和技術裝置。

如果美國的谷歌公司投資的Alphago和人工智能技術是代表著未來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尖端「西學」,那麼,如何以「儒教帝國」為本體,來讓人工智能技術能為帝國所用,無疑就在延續「黨的領導」的「偉大事業」中成為了優先議程。

按照習近平在中共19大擬定的「強國崛起」路線圖,中國政府將繼續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實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強調將「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俾使中國能在2035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

然後,到2050年,「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達成全面取代美國而重建「天下型世界秩序」的「帝國天命」。

習近平提出的「強國崛起」路線圖,絕對不是空話。中國國務院,在2017年7月8日,就發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加快人工智能深度應用,培育壯大人工智能產業」的國家政策規劃。

處於「追趕發展」策略末期的中國,正面對著來自越南、印尼、印度等周邊國家的「追趕發展」競爭壓力,亟需能為中國「未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經濟繁榮創造一個新的增長週期」的創新產業。人工智能產業,正是中國產業產略的必爭之地。

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也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在上海,不使用手機的行動支付系統,甚至無法上餐館和坐計程車。這種快速變化,讓某些天朝官員和台灣商人說台灣人不知道「中國的進步」,是「愚蠢的賤民」。

當然,「中國式的進步」,不僅表現在金額和比例上超越日本和美國的行動支付,不僅表現在中國邁向「無現金社會」的步伐,同樣地也表現在政府機構對人民的監控上。

許多人對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在「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的段落提出要「引導預期」,感到不解。但某些以「引導預期」為導向的數位監控系統,事實上已處於具體佈建的階段。

2015年時,歐美媒體曾經報導,中國政府正在設計「社會信用」系統,計劃到 2020年,將每個中國人民都編入大型資料庫,按照他們的行為來計算「信用分數」,並以此讓銀行金融體系決定每個人使用金融服務的權利。

日前中國媒體報導,河北雄安新區已經公佈將實行「居民積分制度」,民眾必須在「遵紀守法、道德品質、社會貢獻、公益活動、綠色生活」五個範疇累積足夠分數,才有資格買房。

但這還不是「社會信用」系統未來最大的作用。在可見的發展方向上,限制列入「失信黑名單」的人去乘坐火車、高鐵和飛機,禁止辦理信用卡和取得金融機構貸款,都在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範圍內。

不過,公安領域或許才是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最重要的基礎市場。2016年,人臉識別系統就已經開始部署在北京、深圳、廣州等一線城市。人權組織「人權觀察」,更在2017年10月12日發表公開信,指中國政府正與安徽科大訊飛公司合作,開發聲紋識別系統,自動識別目標人聲,並合作採集公民「聲紋」樣本,來建立全國聲紋資料庫。

曠視科技和商湯科技等中國人臉識別公司,以及科大訊飛語這樣的音識別公司,都將在中國公安監控的「人工智能化」潮流中,獲得充分的國家支持和資金挹注,成為人工智能產業的世界級領導廠商。

於是,在未來的十年內,我們將極為可能,在中國看到一向被認為十分科幻的圖景:當政府完全掌握著整合的大數據資料庫,任何被認為對「黨的領導」或「社會和諧」有威脅的人,將會立即發現:他不但無法使用網路和手機,無法購買車票和機票;在一個「無現金社會」,他甚至連在路邊買個小吃都做不到。

在一個從金融到各種非金融的社會服務都經由人工智能監控的社會中,一個人一旦被取消進入數位網路的資格,實際上也就等於是「不存在的人」。人的數位分身,一個人經由政府監控數據而建立起來的數位分身,將比他具體的肉身存在,更為真實。相對於數位分身,人反而成為了泡影一般的鬼魅。

無疑地,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將會使得中國公安體系的運作充分「人工智能化」。這種變化,將是古代秦國實施商鞅變法,建立「編戶齊民」的官僚體制以來,華夏在帝國治理術上最大的「飛躍」。

在古典帝國的年代,天朝文人雖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朗朗上口,但礙於技術條件,國家權力很難深入到帝國版圖的每個角落,更別說環繞每一個人。

20世紀以來,隨著現代通訊與交通基礎設施的發展,國家權力已經可以深入過去的帝國所不及的鄉野。但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國家權力就可以進一步,深入到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國家權力擴張的程度,可說到了人類歷史的極致。這種不受人民監督的,無以復加的、近乎無限的國家監控權力,勢必形成秦始皇都夢想不到的「帝國式的和平」。

一種人類前所未見的「監控資本主義」的誕生,這才是今日所謂的「中國式進步」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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