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蔣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進步運動的影響深遠，它和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生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但這個問題牽涉太廣，這裡只能約略涉及進步運動對美國新聞界和對胡適的影響。

在整個知識群體中胡適的「自由主義者」身分縱然最硬朗，他的思想也不是一蹴而成，而是經過不斷發展修正。我們知道，胡適曾於蘇維埃革命以後九年（1926），訪俄三天，盛讚其「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胡適反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但他自承是「新自由主義者」或「自由的社會主義者」。胡適向來主張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不講沒有證據的話，不講言過其實的話。遊俄短短三天，可說什麼也沒有看到，頂多得個浮光掠影、吉光片羽的印象，發表隨感或雜文則可，怎能對這麼重大的問題做出匆促的結論？如此輕率，顯然不符合胡適嚴謹的個性，可見這次短暫旅行觀察不過給他一個機會，印證平時累積的想法而已。前一年（1925）徐志摩訪俄，美夢破滅，獲得與胡適完全相反的結論。胡和徐兩位書生，爭論得頗斯文；胡適後來與蔣廷黻等人在《獨立評論》為民主與新式獨裁展開辯論，都應該看成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鼓吹美國向俄學習

胡適對蘇維埃革命的態度並不是孤立事件，孫中山提倡聯俄政策，傅斯年、羅家倫等人褒揚俄國制度，都反映了當時一般知識精英的心態。這種心態自然是受到西方「進步」知識界一派崇俄的景象所感染。胡適對蘇俄的看法得自何處？看來他是受到「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左翼那一派思潮的影響，以芝加哥大學的哈普爾（Samuel Harper，1882-1943）和舒曼（Frederick L. Schuman，1904-1981）為其領袖，政治系教授梅理安（Charles E. Merriam，1893-1957）也是此中同道。長期以來，進步運動一直抨擊美國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剝削勞工，弱肉強食，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缺乏社會公義。1929年美國爆發前所未有的經濟大恐慌，更使得資本主義的弊端畢露無遺，霎時間襯托出蘇俄特別美好的形象，是一個獨立、平等而有效率的國家。其實，進步知識界普遍嚮往蘇俄，矛頭正是指向美國母體社會。進步運動的領袖們先鼓吹美國應該向蘇俄學習，促進經濟平等，這本來是十分合理的主張；只是他們為了批判美國資本主義，竟愈來愈一廂情願，以致視而不見蘇俄制度的血腥和殘暴，最後更振振有詞，甘為史達林的農業集體化、血腥整肅，乃至侵略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曲辯。

梅理安說，蘇俄摧殘「反革命行為」，是為了保障空前的政治試驗，胡適認為「此論甚公允」。不特胡適等人憧憬蘇聯，連美國實踐主義大師杜威也未能免。1919年胡適和蔣夢麟邀請他們在哥大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來訪，杜威一上岸就碰上「五四運動」爆發，接著在華逗留了兩年多。他與英國哲人羅素（1872-1970）訪華，1920到1921重疊一年，兩位大師共同掀起了中國文化界的高潮。杜威訪華過後七年（1928），方啟程赴俄考察，時間上比羅素和胡適晚了數年。杜威以實踐主義的理想看蘇俄，欣賞蘇俄創造「集體心態」（collectivistic mentality），對十月革命以後蘇俄國家機器與教育體制的密切勾連尤其擊節讚賞，他還為列寧、托洛茨基和史達林的殘酷手段說了些好話。不管出於誤信、無知或善良願望，不少西方知識人一時間跟著蘇俄的宣傳鸚鵡學舌，表現出「朝聖」般的熱情，為此列寧給他們取了一個頗為促狹的名字：「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如今回顧這個狂熱現象─不止是「有用的白痴」，而是「好用的白痴」─簡直匪夷所思，簡直敗了進步運動的名節。眾所周知，胡適終其一生，是個光明磊落的自由主義者，思想行動從來不太狂熱，實在當不起「白痴」的罵名，但他的自由主義道路不是沒有轉折的。上個世紀30年代，他所以一度稱道蘇聯，主要是因為他認為蘇聯要採用杜威「從做中學」和英國道爾頓制的歐美最新教育學說，甚至因而論斷「社會主義是民主運動的邏輯順序」（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democratic movement）。然而蘇聯說要採用那些教育學說，畢竟是紙上文章。沒有多久，蘇俄開始批判並否定杜威及其教育思想，杜威當然比誰都明白，教育必須相對獨立於體制的箝制才可能有自由。

進步運動的影響深遠，它和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生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但這個問題牽涉太廣，這裡只能約略涉及進步運動對美國新聞界和對胡適的影響。

雜誌上揭政客貪腐

進步運動對內刷新了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面貌。對外促進美國開啟海外擴張的雄圖霸業，以至於崛起成為取代英法帝國主義的20世紀世界強權。在國內，進步運動維護了中產專業階層的興起，新型記者以改革者的身分，不斷在雜誌上揭發政客貪腐，攻擊財閥壟斷，形成美國新聞史上最具特色的「扒糞（揭醜）運動」（muckraking）。媒介社會學家甘斯（Herbert J. Gans）指出，美國媒介專業意理（media professionalism）背後蘊藏了一組「恆久價值」（enduring values），包括種族中心主義、利他性民主、負責任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不走極端、嚮往小城生活方式等等，凡此皆是進步運動的產物。新聞專業追求平衡客觀，不偏不倚，事實與意見剝離，但操作起來絕非縹緲無根，更不是漫無邊際；除非深植於若干基本假設之上，否則必無著落。這些基本假設是一套習以為常、習焉不察、視為當然的「恆久價值」。倘若社會缺乏基本共識，恆久價值不斷受到挑戰，相信新聞專業意理是無從落實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