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有事將對日本供應鏈產生何種影響？：預先準備將經濟風險減至最低

若臺灣真的有事，依賴臺灣與中國的原物料、零件與半導體的日本經濟將會面臨巨大損害。筆者建議，除了將生產基地轉為在岸生產移回國內之外，更應採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供應鏈分散策略，以及與友好國家共同進行研究與開發，推動「知識創新的友岸合作」。

日本供應鏈對於臺灣與中國的依賴現況

中國侵略臺灣的風險日益增加。若不幸爆發戰爭，對於日本經濟的影響將難以估計。這是由於日本企業的供應鏈重度依賴從中國進口原物料與零件，以及從臺灣進口半導體晶片之故。然而，若臺灣有事，日中與日臺雙方之間的貿易將面臨大幅縮減。

例如，日本進口的電機電子產品，目前中國占約45%。相較於超過50%的巔峰時期，即使已有下降趨勢，依賴中國的程度仍然非常高（圖1）。而在進口汽車零件的部分，中國占比近年來反而呈現上升趨勢，已超過40%（圖2）。至於積體電路（譯註：Integrated Circuit，縮寫為 IC）的進口情況，臺灣占比已超過60%，並且呈現增加趨勢（圖3）。

進口中斷將損失十倍的附加價值生產

在核心產業如此依賴臺灣與中國的狀態之下，若原物料與零件的進口中斷，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僅限於進口金額。下游企業的生產亦將停滯，其影響會透過供應鏈擴散且放大規模。

筆者與兵庫縣立大學的井上寛康教授利用超過百萬家企業400萬筆以上的交易資料進行模擬：若從中國的進口中斷，將對日本生產何種影響？根據模擬結果，假若從中國的進口中斷80%且持續2個月，即使中斷的進口總額約為1.4兆日圓，但推算出日本的附加價值生產將減少約13兆日圓（相當於2個月附加價值生產額的約15%）(*1)。總而言之，將會減少的附加價值生產大約是進口中斷金額的十倍。

此外，亦針對不同產業的進口中斷進行影響分析，圖4顯示相關結果。根據該圖，可以得知進口中斷對於電子與資訊通信設備產業的影響非常大。

雖說如此，若機械、金屬、化學、塑膠等產業的進口中斷，損失金額並不多，不過由於日本的供應鏈上游廣泛使用這些產業的進口產品，因此進口中斷所導致的生產減少金額非常大。其理由在於，若更加上游的原物料與零件供應遭到中斷，將影響更多的下游企業，進而放大最終的經濟損失。

而仍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模擬分析的結果是基於某些假設計算而成，若稍微改變這些假設，將可能導致數字的大幅變化。因此，這些分析並不能準確預測進口中斷所帶來的經濟損失，而是應該解釋為，透過供應鏈將會產生放大效應，以及顯示出因應供應鏈的網絡結構而發生變化。

此外，很遺憾地，由於數據取得的限制，無法進行有關臺灣進口中斷的影響分析。然而，考慮到日本半導體產業在供應鏈上游重度依賴臺灣，若從臺灣的進口中斷，其影響之大無庸置疑。

(*1) ^ 在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發表的論文裡，由於該論文使用企業的總生產額，而非附加價值生產額，因此數字有所差異。為了可以與GDP的規模進行比較，此處使用的是修正為附加價值的生產額。

國內回歸的在岸生產仍有其極限

為了抑制中國侵略臺灣所帶來的經濟風險，某種程度上必須降低對臺灣與中國的依賴狀態。

其方法之一是實施在岸生產（onshoring），亦即讓製造生產的基地返回國內。日本政府已投入6200億日圓的補助金，以擴大國內半導體生產，吸引臺灣的台積電（TSMC）在熊本建立生產基地，並資助鎧俠（Kioxia）、美國威騰電子（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與美光記憶體日本（Micron Memory Japan，前身為爾必達，2013年由美光科技收購）等公司的設備投資。日本政府也支援半導體製造公司Rapidus，該公司致力於次世代半導體的研發與生產。不僅政府，許多企業也開始規避中國風險，並戮力強化國內生產。

從強化韌性與活化日本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在岸生產的趨勢動向獲得某種程度的正面評價。特別是招攬台積電在熊本建立廠房所投入的巨額補助金，已經吸引九州地區使用半導體的企業、原物料與零件、製造設備的生產企業因而集結。若藉由吸引外資企業，讓高度技術可以逐漸滲透傳遞至產業聚落內的日本企業，那麼巨額補助金所發揮的效果便有所值。

雖說如此，政府與企業都應該理解在岸生產仍有其極限。企業拓展業務至海外，原本是為了追求生產效率，若極端地推進在岸生產，將損害生產效率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從圖1至圖3也能得知，電機電子與半導體的進口金額急劇增加，而汽車零件的進口金額則相對穩定，不可能完全依靠國內生產取代這些產品。

再加上，投入補助金以培育產業的「產業政策」，不一定總是成功。即使中國常被列舉為產業政策的成功案例，也證實了僅有在得以維持產業內部的競爭之下，產業政策才能促進生產力提升。縱使推動半導體產業的在岸生產與吸引投資的政策，成功的必要條件仍在於，實施政策時須避免陷入保護主義的立場，並持續關注國際市場的競爭。

此外，在日本國內亦存在供應鏈中斷的風險。日本是一個天災頻繁的國家，目前已有預測指出，不遠的將來可能發生南海海槽地震、東京首都圈板塊內地震與富士山火山爆發等嚴重災害，將對日本的產業聚落地區造成巨大損害。考慮到此點，生產基地若過度集中於日本國內，潛藏著很大的風險。

推動友岸合作以分散風險

因此，在岸生產與招商吸引投資的同時，或許更加重要的是，藉由降低對於中國的依賴，將供應鏈分散到國安問題較少的友好國家，實行友岸合作（譯註：friendshoring，也譯為「友岸外包」）。透過原物料與零件的生產基地和供應來源國的多元化，即使臺灣有事而導致供應鏈中斷，尋找替代來源亦相對容易，進而減輕所受影響。

自東日本大地震以來，日本的汽車產業深切體會到供應鏈中斷的風險，藉由合作夥伴的多元化與零件的標準化，以因應此項挑戰。其成果便是在其後的熊本地震與新冠疫情期間，成功地控制了供應鏈中斷所帶來的影響。

誠然，對於企業而言，實現供應鏈的多元化，並在許多不同國家進行生產與採購，的確需要付出成本。但在現今依賴中國的風險日益增大的情況之下，採取「中國+1」的戰略，亦即在中國之外至少確保另一個國家足以作為生產基地與採購來源，從成本效益的觀點來看，應該有其優勢。

從圖1和圖2可以看出，作為「中國+1」戰略的有力合作伙伴，來自東盟（ASEAN）的進口比重出現停滯，尚有擴大空間。此外，考慮到歐美企業目前也正在半導體等製造業實踐在岸生產，強化與這些國家的供應鏈關係，亦成為一個重要選項。

在政策方面，除了支持在岸生產之外，也期望可以實施支持友岸合作的政策。實際上，日本政府已經提供補助金，給予那些在東盟擴大生產基地的企業。此外，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中小企業基礎設施整備機構與地方自治體等機構，以往至今持續提供海外生產和採購所需的資訊支援，以及與海外企業的媒合服務。特別已有許多資料證明，屬於後者類型的「連結支援」相當有效，預期未來能進一步擴大服務。

此種連結支援不僅在日本國內進行，透過國際合作，將會更有效率。例如方法之一是利用G7、IPEF（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與SCRI（日印澳供應鏈彈性倡議）等國際性經濟框架，增進各國支援機構的相互合作，建立起媒介合作夥伴的平台。

日本與友好國家共同進行研究開發

此外，對於強化供應鏈韌性的重點在於，聯合友好國家進行知識創新的合作，共同推動研究與開發，活化知識創新層面的友岸合作。

目前，美國及其盟國與中國之間，不僅在資訊通信技術等高科技產業實施了物品的出口管制，也針對技術出口進行管制。美國對中國的華為等企業的出口管制、日本透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加強特定重要物資的出口管理，其中便包含技術的管制。中國也在加強包含技術方面的出口管制。不僅是物品，也開始出現技術的脫離分斷（脫鉤）。

在如此情況之下，日本難以獨自對抗中國技術霸權的動向，擴大與美國、歐洲和澳洲等友好國家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必不可或缺。由筆者等人進行的研究裡，存在大量證據顯示，國際合作研究可以促進創新，然而日本在國際合作研究方面，一直以來未能充分進行。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日本申請的國際專利裡，從國際合作研究產生的比例僅有3％，相較於OECD國家的平均為8％，以及美國的13％，明顯極為缺乏。

透過創新獲得高度的技術能力，足以成為被他國需要的存在，並建立堅實強韌的供應鏈。若擁有技術能力，即使原物料與零件的供應中斷，亦能開發出替代品。

從這個意義上，日本近年的政策值得肯定。日本政府不僅吸引了台積電在熊本建立生產基地，更吸引其在筑波設立研發基地，並且支援其與日本企業與大學合作推動研究。此外，還設立了LSTC研究平台，旨在透過日美合作研究，推進次世代半導體的研發。韓國三星電子利用日本政府的投資補助，在橫濱建立了半導體的研發基地，更與日本的材料與製造設備的製造商合作進行研究（日本經濟新聞，2023年5月13日）。

不過，為了確保這些國際性的共同研究支援可以發揮效果，仍然必須注意切勿過度保護主義，而是獎掖多元企業參與，確保開放競爭。此外，亦不能侷限於半導體領域，不能忽視對各個行業進行補助支援，促進廣泛的國際合作研究。

維持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平衡

本文意識到中國軍事侵略臺灣的風險，說明降低對於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以及通過在岸生產與知識創新的友岸合作，從而實現降低依賴的必要性。

然而，維持與中國這個鄰國的經濟關係，毫無疑問地對於日本經濟有所助益。許多實證研究亦指出，若能保持一定的經濟關係，實際上反而有助於預防衝突的發生。因此，對於深入牽涉國家安全問題的產品與技術上，將其與中國的關係降至最低；而對於高度依賴中國的產業，則試圖促進貿易伙伴國家的多元化有其必要，但過度縮小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並非上策。在本文的最後，必須強調此點。

現在的實際狀況是，日美雙方皆急劇縮減對中國出口高度牽涉國家安全相關的產品，例如半導體製造設備與積體電路等產品，但整體貿易仍保持平穩，或者稍微下降。找出國家安全問題與經濟利益的最佳平衡並非易事，唯有持續匯集產官學的智慧，以尋求解決方案。

戸堂康之 [作者簡介]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經濟學研究科教授。學術專業為發展經濟學與國際經濟學。1967年生於日本大阪府。畢業於東京大學教養學系教養學科，其後取得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博士（Ph.D.）。歷任南伊利諾伊大學助理教授、東京大學教授和專攻長等職，自2014年起擔任現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