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詩萍》我的・李後主之二十八

〈李後主若再晚出道個數十年，他的詞，還能麤服亂頭，壓過其他美人嗎？〉

【愛傳媒蔡詩萍專欄】唐詩，宋詞，元曲。由於文體之前冠上了朝代，看似與朝代興替連結，很容易造成誤會。以為，唐朝就是詩，宋朝唯有詞，元朝都在寫曲了？！

誤會大了。唐詩極盛之詩，詞已慢慢雛形化了。詞，歷經晚唐，五代，到南北宋極盛，但曲也見其端倪了。而且，唐朝之後，宋元明清，文人仍舊寫詩，並非棄詩，去寫詞寫曲。

宋朝之後，到民國白話文運動，這一大段歷史，寫古詩詞的名家，亦在所多有。

當我們說，唐詩，宋詞，元曲的時候，不過是以簡便但傳神的方式，點出了，這幾個文體，自有它們各自的盛世而已。並不表示，易代之後，這文體，就沒人創作了。

單單以清朝為例，納蘭性德便是一代大家，他的詞，絲毫不輸宋朝的名家。從唐詩，宋詞，元曲的遞變，可以看出來是怎樣的文學規律，或特定的社會條件呢？

這是一個好問題。不易三言兩語說清楚。歷來，都有文學評論家，想解答其中的緣由。寫《人間詞話》的大學者王國維亦然。他有一大段文字，我試著拆開來，一段段為你解析。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

四言詩，是中文世界目前看來最早的詩體。《詩經》是代表作。「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信手拈來，都是四言的典範。

但框架久了，難免讓人不耐，於是有《楚辭》這類文體出現。五、六、七言，交互穿錯。

但五言走到極致，七言體則蓄勢待發。五言、七言的文體，走到極致，律詩則竄起。律詩走到極限了，詞則隱隱然要接手。

於是，看起來，似乎是一類文體，自有其高峰，到了高峰，便不得不往下滑落。但為何會這樣？

王國維繼續解釋。「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心意，故盾而作他體，以自解脫。」

這段文字，大意是，一類文體流行一陣子後，越來越多人從事，漸漸的，想再創新，越來越困難，於是，便有人尋求新的文體，來嘗試突破。

「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每一種文體，之所以有盛極而衰的過程，其道理都是這樣。所以，若說文學一定是後繼者不如前輩優秀，那不一定。但如果是在同一個文體裡，那麼後繼者不如前輩，則是有道理的。

王國維這套「文體更替論」，不能說沒有觀察力。然而，還是不能講清楚，為何古代的文體，像詩詞，會遭遇這盛極而衰的過程？而，為何，像小說，像戲曲，便不會？

其實，我一旦這麼點明，可能不少朋友便會「噢」一聲，似乎懂了。關鍵在哪呢？關鍵恰恰在，古典的詩體也罷，詞體也罷，都有一套嚴格的形式規律要遵守。

每一句，怎麼用韻，上下句，怎麼對稱，都有規則。想想看，這文體剛開始時，前輩寫作者很自由，他開創新例的自由度很大。但漸漸的，越來越多人投入。每個韻，能用的字，就那麼多，翻來覆去，一直被用，久了怎麼不「詞窮」？

怎麼不漸漸「陳腔」而「濫調」？注意哦，「腔」與「調」，都有成規，一用再用，困窘當然出來。相對的，小說做為一種文類，戲曲做為一種文類，顯然自由多了，不是嗎？

再拿五四以後，白話詩，亦即新詩為例，正因為新詩採取自由體，沒有形式的框架，因而新詩的寫作，便無所謂「盛極而衰」的輪迴。反而，可以隨時融入各別時代，融入新時代的詞彙，思索各類型的議題。

這是，我們理解古詩詞，理解它們的困境時，應該理解的結構面的限制。大略理解這，對我們認識李後主的詞的地位，非常重要。

李後主如果再晚個一百年，甚至，兩百年，是在北宋詞的極盛年代，或南宋詞的繁複化年代，他還能不能那麼「麤服亂頭」，依然「難掩國色」，真的，便很難講了！

我讀李後主的詞，我也讀不少關於詞的論述。我同時也愛讀現代詩。透過一種不是沒有意義的聯想與對比，不知你會同意嗎？

若白話詩起頭的階段，最搶眼的詩人是徐志摩，那他，若晚出道個數十年，到了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八零年代的台灣新詩階段，徐志摩的詩，還能有那麼高的位置嗎？

也就是說，徐志摩的詩，會不會恰好是在他那個年代，白話詩要掙脫舊詩的包袱，在摸索新的形式之際，其他人都顯得磕磕絆絆，唯獨他，展現了相對意象鮮明，文字動人，感情充沛的氣勢，因而博得白話詩壇極為搶眼的地位！

但，當新詩在台灣，歷經現代主義，鄉土文學，意象詞句都在在反覆被錘鍊之後，徐志摩的詩，放在現今的脈絡裡，不是便顯得黏膩而過份鋪陳了嗎？！

換句話說，詩人，也有他的時代性。他既反映時代，也被時代提供的舞台所反映。

作者為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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