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累積思想智慧文明

文/蔡佩玲
旺報

編者按:成立達一百多年的商務印書館,由一私人的印刷作坊起家,卻在中國清末民初及近代的文化發展歷史上,締造許多令人驚異的成就與紀錄。它是中國近代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的民營出版機構,它的出版成就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重要組成;而它對企業的經營方式,也是中國近代大型企業的楷模;它對中國近代圖書出版文化範式的建立,也是主導者。作者蔡佩玲所著之《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館發展的推手》,是唯一專注於探討商務印書館在圖書館事業的歷程、內涵、成果與影響的專書。

「藏書樓」其實是一個近代的名稱,最早使用該中文名稱為成立於1847年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係其英文名稱「Bibliotheca Zi-Ka-Wei」的中文譯名。推論該名稱約流行於戊戌變法前後。1896年(光緒22年)李端棻在《請推廣學校折》中就提出「設藏書樓」的建議。因此「藏書樓」之名,所代表的並非中國歷代的藏書處所,而是清末民初對新產生的近代圖書館的另一早期名稱。

探討中國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的萌芽、產生及形成,許多圖書館史的研究著作,均不免提及中國淵遠流長數千年的藏書歷史。

藏書樓與圖書館

探討清末到民國時期的藏書樓與中國近代圖書館萌芽論題,大致可分為兩派主張;一為「延續說」,他們認為「民國時期的藏書是在清代末期的藏書基礎上變革與發展起來的。」,或認為「19世紀中國圖書館的發展已落後於西方,後來逐漸接受了西方先進的圖書館思想和管理方法,因此產生重要的進步與飛躍。」,或認為「進入近代社會之後中國藏書樓的根本性質發生了變化,由封建的舊式書藏發展過渡為新型的近代圖書館。」總結上述說法,係認為「清末到民國的藏書,經歷了一個從中國古代藏書樓向中國新式藏書樓的轉變,再由新式藏書樓向中國近代圖書館轉變。」;另一為「新創說」,這個觀點以大陸學者吳晞為代表。他於《從藏書樓到圖書館》一書中,提出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起源與中國傳統藏書樓的發展或轉型完全無關的觀點。他提出「中國的圖書館是西方思想文化傳入中國的產物,中國圖書館的歷史是從接受西方的圖書館思想及管理方法之後才開始的。」這種觀點早於1996年提出,極具創見,但後續部份探討中國藏書專題的論著,仍未接受此一看法。

另一大陸學者程煥文之《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則不只對吳晞的說法予以肯定,同時對「藏書樓」、「圖書館」等名稱的起源與定義,透過諸多文獻相互驗證,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對於探討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起源頗具意義。

圖書館中文譯名多

程氏首先提出「藏書樓」一詞不可作為中國古代各種藏書處所的通稱。他審視中國古代或晚清以前的藏書處所的命名,因無定制:有的無名稱;或有名稱但非專有名詞,如漢朝的東觀、隋代的嘉則殿、唐朝的秘書省、宋代的三館六閣、清代的武英殿等,雖有名稱,但非專指藏書處所,而僅是這些機構的諸多功能之一;或是有專有名稱,有稱閣、樓、齋、館、堂、室、軒、園、廬、巢、居、經舍、山房、書庫、書屋、書齋、書樓等。相關早期文獻針對中國古代藏書,亦均以「藏書」一詞來概括中國古代的各類藏書機構及處所,並未使用「藏書樓」一詞。

因此「藏書樓」其實是一個近代的名稱,最早使用該中文名稱為成立於1847年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係其英文名稱「Bibliotheca Zi-Ka-Wei」的中文譯名。推論該名稱約流行於戊戌變法前後。1896年(光緒22年)李端棻在《請推廣學校折》中就提出「設藏書樓」的建議。因此「藏書樓」之名,所代表的並非中國歷代的藏書處所,而是清末民初對新產生的近代圖書館的另一早期名稱。

至於另一西文「library」一詞傳入中國的時間可溯至明代。屬外來名詞及近代的文化現象。「library」一詞源自西方語言的來源有二,一是「library」,另一是「bibliothek」。Library源自拉丁語,原意為樹皮,因樹皮曾作為書寫的材料,所以義大利語稱書店為「Libraria」,法語稱書店為「Librarie」,後由法語轉成英語就成為「Library」一詞。另「Bibliothek」源自希臘語「Biblos」即書籍,由書寫材料「紙莎草」(Papyrus)希臘語讀音而來,後對存書的場所,希臘語稱「Bibliotheca」,拉丁語稱「Bibliotheca」,其他德、法、義、西等語對圖書館之稱皆源於此。但晚清時期對西文「圖書館」一詞的中文翻譯多元,有書院、書樓、書庫、書閣、書藏、書籍館、大書堂、義書堂、公書林、典籍院、藏書處、藏書樓、藏書院、圖書樓、圖書院、圖書館等十幾個中文譯名。而其中以「藏書樓」與「圖書館」兩個名詞最通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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