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巢大腦:馬斯克對Twitter的願景靠譜嗎?

把 Twitter 比作蜂巢大腦是很時髦,但科學比這要複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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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馬斯克收購 Twitter 的動機我們不得而知。但討論他是否仁慈和是否具有政治偏見卻是偏離了主題,因為他曾經把 Twitter 看作是一個有著蜂巢意識的超級智能。如果他是這麼認為的話,那就很危險了。因為他要對一個我們還不知道如何解決的問題負責,儘管我們已經嘗試了數千年。文章來自編譯。

埃隆·馬斯克最近在 Twitter 上表示,現在歸他所有的社交媒體平台 Twitter 可以被看作是“集體的、電腦控制學的超級智能”,因為這個系統“每天都要進行數十億次的雙向互動”。馬斯克的高談闊論,我一般是不理的,但作為一名研究複雜系統和集體行為的研究人員,他的這番話實在是很特別,不得不引起了我的注意。

社交媒體平台也許代表著一種新穎的人類智能形式,這個想法很有吸引力,因為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對此都很熟悉。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在想像集體擁有超人的潛力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這種集體智慧或認知的想法其實相當古老,(至少)最早可以追溯到到亞里士多德時代。他在《政治學第四卷》中寫道:

就多數而論,其中每一個別的人常常是無善足述,但當他們合而為一個集體時,卻往往可能超過少數賢能之智能。多人出資舉辦的宴會可以勝過一人獨辦的宴會。

從陪審團和民主等集體制度的基本原理,到最近關於利用“群體智慧”的科普書籍,這種想法隨處可見。

馬斯克沒有用多人出資的宴會來類比,而是用大腦作為比喻——數以百萬計的神經元(當然,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神經元)組成了大腦,一個能夠在不確定的世界裡導航、並有效地決定如何行動的大腦。鑑於我們面臨的眾多挑戰都與作為全球社會不能集體行動有關,把分散的行為轉化為某種一致的東西這個想法確實很誘人……

回到亞里士多德。在上面引用的幾段之後,他反思了集體智慧似乎並沒有在所有情況下都得到保證的事實。他寫道:

這種集眾人的短處可以勝過少數人的優點的原則,可否應用到一切平民政體以及一切人類團體,這裡殊難確切斷言。“神明鑑臨”,也許在某些人的團體中,不可濫用這種原則;要是說這種理論可以作為通例,也可施之於獸類,這就未免荒謬,而某些人的團體又有什麼不同於畜群?

換句話說,在什麼情況下,我們可以期望一群人作為一個集體可以一致有效地行動,在什麼情況下人類行為會阻止這種行動?我相信對未來幾十年的科學來說,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因為我們開發的系統會改變我們彼此之間以及我們與技術之間的互動,同時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正面臨氣候變化、流行病以及戰爭等威脅到生存的挑戰。

當然,這個問題並非一點答案都沒有。我們知道,人類的大腦功能是數百萬年自然選擇的結果,我們的大腦結構被塑造成能夠促進人類發揮功能和決策的形態。而且,我們知道神經元的數量以及它們之間的連接並不是大腦能夠運作的關鍵,關鍵在於這些神經元是如何互動的。

但是,神經元歸根到底不能拿來與人類的個體行為進行類比。作為有著相同 DNA 的細胞集合,神經元注定要同生共死,它們之間有著共同的目標,沒有理由互相競爭、欺騙或偷竊。就算我們掌握了大腦如何工作的完整模型,也不能直接將其應用於人類的行為,因為這無法解釋人類之間相互競爭的態勢。

要瞭解自私的個體之間集體行動是什麼樣的機制,我們最好從觀察動物群體開始。動物群體具備完成集體行動的強大能力,即便它們互不相關而且互相競爭。魚群以令人目眩的集體行動躲避捕食者。成群結隊的鳥可以飛行到很遠的地方。斑馬會交換看守職責,以便可以抽出時間去吃東西。

動物群體的成功似乎預示著我們也具備解決集體問題的潛力。如果動物都能做到,我們當然也能做到。我們比它們更聰明,我們有電,能製造火箭飛船。當然了,細節決定成敗。

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裡,群體行為科學家慢慢開始真正瞭解動物群體是如何完成這些任務的。情況非常複雜,但已經湧現出了一些主題:群體在規模化或模組化+層次結構上會受限,而且只會關注少數鄰居等。相比之下,社交媒體上沒有此類限制的“全球社區”可能會適得其反

就像大腦一樣,這些群體的功能完全取決於它們的結構。動物群體中集體行為的簡單模型恢復了它們的功能特性。我們瞭解了互動是如何實現集體漫遊、躲避捕食者以及實現決策的。

通過這一點,我們瞭解到湧現行為對個體之間互動的結構與性質是多麼的敏感。改變網路規模或結構、改變資訊共享的方式,或者新增反饋,這些往往會導致集體行為退化到失敗狀態

因此,只有對網路結構與互動性質加以調整,從而可促進集體成果的情況下, 馬斯克的 Twitter 可以像集體智慧一樣運作的前提才能夠成立。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都表明,與網際網路上可能的設計空間相比,能夠大規模促進有效集體行為的設計空間即便存在,那也是相當小的

更糟糕的是,它可能沒法與其他短期目標一致:比如盈利能力、言論自由、安全以及避免騷擾等……但凡你能說得出來的都可能會有衝突。比方說,我們完全有可能沒法擁有一個在實現盈利的同時還能保障可持續、健康與公平的全球社交網路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可持續、公平和健康的設計在短期內與價值觀和盈利能力發生衝突該怎麼辦?如果它需要對一大群人造成傷害該怎麼辦?我們願意為了現在的 X,接受今後出現一個破碎的世界嗎?

不幸的是,對馬斯克來說這不是火箭科學。雖然我們有非常清晰的軌道軌跡數學模型以及數十年將人類送入太空的經驗,但對於如何以一種不會將我們送入海洋的方式大規模地安排和協調人類行為,我們卻沒有這種程度的瞭解。我們只知道做到這一點很難。

就埃隆·馬斯克以及他擁有了全球最重要的社交媒體平台之一而言,我們的討論已經迷失在他是否仁慈或者有沒有政治偏見之中。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次要的,因為他要對一個我們還不知道如何解決的問題負責,儘管我們已經嘗試了數千年

但對於馬斯克來說,也許思考“電腦控制學超級智能”比他作為 Twitter 的“老闆”要面臨的一些更平庸的問題來得更有趣。不管怎樣,如果他真的相信利用數位媒體有望帶來積極的集體行為的話,就應該致力於擴大與研究這類問題的人員合作,並為他們提供財務資金和資料等資源來完成這項工作。

譯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