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案重演政府研修例 委員批迴避人手短缺 醫生：受鮮血推動的精神健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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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周楚洇、伍思平
編輯：石恩彤、呂婉怡

今年六月鑽石山荷里活廣場有精神病紀錄男人疑斬死兩人，與13年前葵盛東邨患精神分裂男子追斬街坊，造成兩死三傷，兩宗案件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政府在事後檢討精神健康政策。精神健康諮詢委員陳友凱認同，每次大事件就會研修例，但只是迴避問題癥結—公立醫院精神科人手不足。醫生曾繁光16年前已點出人手問題並提交意見書，希望培訓更多精神科醫生，諷刺是當年建議的人手指標仍然未達到，他慨嘆：「香港精神健康政策是以生命和鮮血來推動。」

16年前的建議至今仍適用 醫生批修例是逃避問題

早於葵盛東邨慘案前三年，時任青山醫院精神科醫生曾繁光已意識到精神科人手問題，向立法提交7頁意見書，提及精神健康服務，尤其是公院人手短缺的問題。他指出，當時全港每十萬人只有兩名精神科專科醫生，比例僅為澳洲及美國的七分之一，建議大幅增加大學醫科學位，培訓精神科醫生。16年過去，他坦言當年要求增加的醫生的建議仍適用，「20幾年後講同一番話，數字上冇增加減少，原來都行得通。」

身兼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講座教授陳友凱亦認為，現時醫管局建議修改「有條件釋放令」回應社會大眾對精神病患者的擔心，是逃避核心問題，政策並非存在漏洞，反而取決是否有足夠人手執行「有條件釋放令」。

公院精神科需求未達標 專科醫生增幅未達一倍

曾繁光在2007年提交立法會的意見書預計，2020年有800萬人口，需要約420至500名精神科專科醫生。政府於2017年公布《精神健康檢討報告》，亦建議下調公院精神科醫患比例，惟比例至今不跌反升。

根據醫管局數據，2010-11年度的317位公院精神科專科醫生，12年過去公院求診人數升近七成，惟醫生數目僅增約兩成至上年度的381位，即每位精神科醫生要照顧近779位精神病患者（見附圖1），亦遠低於曾繁光2007年的建議指標。

陳友凱強調，要解決公院精神科人手不足的方法只有培訓更多專科醫生，儘管過去13年本地大學持續增加醫科學位，但於精神科受訓的醫生卻未達到雙倍增長。他認為若醫管局有決心提升醫療質素，解決人手不足問題，應訂立每年新增精神科醫生人數目標。醫管局回應新報人查詢，指會視乎每年本地新畢業醫科生人數制定服務人手安排，亦會透過不同渠道招聘非本地培訓的醫生人才。

患者覆診見醫生僅5分鐘 照顧者：只能在有限的資源下做到最好

根據醫管局截止六月統計，經評估後穩定的精神科新症平均輪候時間逾1.5年。阿Bi六年前被診斷患有思覺失調及躁鬱症，試過覆診見醫生僅約五至十分鐘，她憶述一次到公立醫院覆診的經歷，由於主診醫生放假故由另一名醫生代診，當她準備向醫生坦露心聲時，卻受到面診時間所限，醫生以「下次先」為由打斷她，令她感到無助。她表示，部分醫生面診時總是給患者「很趕」、「很急」的感覺，難以建立信任。

譚蕙芸哥哥患有思覺失調，她過去幾年陪同家人到公院求診，又或送哥哥入院，最初也是處處碰壁。她試過錯過醫院的電話，但就無法找到對方，只可等待醫院再次打來，不過她沒有抱怨，反而明白醫院難以應付大量查詢，「現實就係咁，只能夠係有限資源下做到最好。」

陳友凱認為若醫生只用五分鐘的接觸時間並不理想，新症問診最基本需要一小時，舊症則視乎情況問診約15至30分鐘。他解釋面診時間長短是醫生對自己的要求，亦坦言一些有要求的醫生可能很早選擇到私家，他形容要真正有效問診，要做到三個要求，有時間、有心和有技巧，缺一不可。陳友凱稱即使醫生有心和有技巧，若沒有時間最終都難以完成大量個案，唯有縮短問診時間。

前線社工患者難建信任關係 社會對精神病患不信任致惡化

除維持公院人手以外，曾繁光亦指出要加強專業培訓，使受訓人員有能力面對可能具挑戰性的情況。2019年 阿Bi因病情發作遂向社工坦露情緒，社工當時將情況告知社康護士，由於護士判定阿Bi情緒不穩定，需出動警方強制將未成年的她送住醫院。 阿Bi坦言，行為令她十分反感，甚至對社康護士失去信任，後來面對社工或社康護士亦不敢表達內心感受。

有10年前線精神科社工經驗的中大社工系講師丁惟彬表示，如何得到精神病患者的信任對社工或醫護人員來說是重大的一課。他形容，兩者之間的關係猶如「博弈遊戲」，即使患者有社工及醫生跟進、獲處方藥等，社會悲劇仍會發生，「患者唔會同醫生講真話，皆因講真話會換來後果，例如強制入院、加重藥等。」

丁惟彬表示，每當發生與精神病患相關的事件，社會便趨向加強對精神病患者的監管，造成他們自信心、自我形象低落，並覺得powerless（失去控制權），患者的精神健康亦會惡化下去。他補充，若相反社會信任他們有能力控制病情，給予患者自主權和發展機會，病情才會有好轉。但丁表示，要培養患者的信任並非一朝一夕，短則也要一年半載。 他認為，這並不完全關乎人手不足，若前線社工減少其他工作量，集中處理個案，現時社工人手足以應付精神病患者需求。

自主權 vs 醫療權

荷里活廣場事件後一個多月，政府檢討「有條件釋放令」，其中提出不論自願或被強制入院的病人，一旦有暴力傾向一律就須強制住院及符合指定條件才可出院，又將「有條件釋放令」的覆核期由無指定時間到自動兩年一檢。

2017年公布《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報告》中曾提出須加強「有條件釋放」機制，醫管局會就此檢討 ，多年來原封不動，直至今年鑽石山兇案發生後才建議修訂。陳友凱都認同每次發生重大事件，政府才會選擇修例，又形容提出政策後，社會討論就會分心。

他亦有份參與2017年檢討報告的「其實係人手唔夠，修例係避開個問題，佢哋去諗一啲唔使理人手、都好似做咗少少事嘅，希望感覺好啲，其實無乜用。」 陳友凱解釋，現時的「有條件釋放令」只是一個工具，保障患者受到適切治療及減低意外風險，「如果病人傷人或殺咗人，唔單止傷害他人，患者都會毁滅自己嘅一生。」 不過他認為社會要有共識，市民可以想像當自己喪失判斷能力時，想得到怎樣的對待，可否讓他人凌駕自己的決定之上。

譚蕙芸則認為有條件釋放令的好壞視乎執行者。她表示，自患病的哥哥住院及居住中途宿舍，自理能力與溝通技巧有明顯改善，「過去難以同哥哥溝通，但近來開始『文明』對話。」 她續指，外界有聲音形容「有條件釋放令」使精神病院變成「食人花」，不僅自由受限，住院環境亦不理想，許多患者家屬不願簽紙讓家人住院，導致病情反覆，她反問，「家居生活環境又係咪係對患者病情最好嘅選擇呢？」

曾繁光就覺得，無論是政府、議員，甚至市民都有責任，每次社會出現問題，就會嚴肅檢討，服務加強，但過後又打回原形，不當作一回事，結果事件只會不斷重演。

指導老師：林穎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