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權高漲 弱勢員警何堪

中國時報【陳志賢】

司法過度偏重被告人權，天平傾斜於加害者一方，導致民怨四起，加上政治氛圍的變化，讓行使公權力的警察，也與被害人一樣，淪為弱勢，雖然司改國是會議，已就被害人及弱勢者司法權益提出多項建言，但攸關警察依法行使公權力的保障，卻始終不受法界重視。

太陽花學運後，大型陳抗活動頻繁，民眾動輒對警察叫囂、辱罵，警民對抗日趨激烈，警方雖依法將陳抗滋事人士送辦，但因司法長期過於偏重被告人權的保障，總是極其所能包容滋事者，從寬認定並給予其最有利的判決，漠視警察執法的公權力，導致執法員警屢遭滋事者指控侵犯人權，甚至被冠上「國家暴力」的罪名，形成「滋事者無罪、警察被追訴」的怪異現象。

此外，也曾發生多起員警攔檢可疑車輛，因對方開車逃逸時蓄意衝撞員警或人群，而開槍擊斃嫌疑人案件，引發警察使用槍械時機爭議。

事後，開槍員警遭起訴、或被判有罪定讞，但相較歐美警察危急時開槍執法情形，國內司法官似乎從嚴解釋法律，嚴格限制警察使用警械，如此恐將造成警察真正需要用槍時不敢用槍，陷入動輒得咎窘境，導致大多數民眾認為目前司法不能保障警察依法行使公權力。

警察身為第一線的基層執法人員，與負責偵查、公訴的檢察官、職司審判的法官同屬刑事司法系統一環，但員警因隨時面對突發狀況，第一時間的分寸拿捏，實屬不易，若司法不能支持員警，限縮執法尺度及空間，一再坐視員警處理陳抗、治安事件屢遭民眾挑釁、辱罵，卻只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豈是國家之福？

司法本應兼顧「法理情」，法官更不應淪為法匠，當強調被告人權之際，也應在個案上設身處地為國家所賦予公權力的員警多一分考量，讓民眾可以充分信賴警察能依法行使公權力，如此必定能有助於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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