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口譯哥」現象背後的深層議題

當計票結束，總統當選人宣佈的第一件事，是召開國際記者會。除了暗自稱許，我心中好奇的是，既是國際性，記者會的語言如何安排？當CNN的第一個問題語畢，蔡英文直覺似要用英語，但在快速看一眼團隊，確定他們準備好後，即以漢語回答，而由國際部副主任趙怡翔（Vincent）全程提供漢英逐步口譯。他台風穩健，口語清晰好聽，風靡全國觀眾，受封「口譯哥」。但他不是專業從事口譯的人，也引發許多討論，認為這樣的安排「不尊重專業」。

這樣一場即時全程攤在所有人眼前的國際記者會，在語言安排上有好幾種可能性，包括採用漢英雙軌同步口譯（口譯員隱身幕後），受眾自己選擇頻道；或當選人用提問語言直接回答，使國際受眾直接由她口中接收訊息。各種方式都有技術上的考慮，包括設備（耳機、口譯箱）、即時轉播需求（聲軌切換）、與經費。但最重要的考量應是以下兩者：受眾的語言偏好，與訊息傳達的準確性。當天的安排選擇了最不容易出錯的方式，讓台灣人民直接由蔡英文口中聽到熟悉的語言，再經由口譯將訊息以英語公開傳達。雖然稍微拖長了記者會的時間，但在取捨之下，這樣的逐步安排是正確的決定。由此觀點，該場合口譯員的首要任務，是以英語準確地傳達訊息，其他因素，包括是否受過口譯訓練，相對就不那麼重要。

I. 使用訊息接受者親切的語言

接受者對語言的親切程度，在大眾溝通上具有極高的重要性。筆者擔任公視「有話好說」節目訪問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薩克思口譯時，錄影前主持人特別為將以漢語提問致歉，薩克思立刻說：「完全不用道歉，你用漢語講是非常重要的。」即為深諳受眾心理的回應。影片中兩位雖使用不同語言，但對答如流且有眼神交流，彷彿語言隔閡不存在，專業程度讓主持人的女兒事後問：「爸爸，為什麼電視上你說中文，南非爺爺可以用英文回答？」

台灣人對於英語，有複雜的愛恨情仇：一方面肯定英文重要，也羡慕口語流利的人，但若是太過外顯，難保不被指責為賣弄。各位應該記得馬英九總統幾次以英語受訪所遭受的，特別是事後認為國外媒體對他的英語解讀不正確，要求更正所引發的爭議。相對而言，對於喜好的政治人如柯文哲市長，則大讚其臨危不亂有台灣特色的英語，且不能容忍來自其他觀點的批評。蔡英文若以她酷酷的英式英語全程流利詢答，難保不被酸「秀英文」或在國人眼前「與外國人聊得很愉快」。更重要的是，如此處理將引導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英文的用詞與表述，而英文版可能不能準確傳達她訊息的核心。這些衍生效應，都不是剛剛當選的人所樂意見到的。說到此，為什麼不外聘專職口譯擔綱而是起用國際部團隊的人，答案就很清楚了：因為團隊內部的同仁對政策訊息的內容，最為熟悉。

但口譯是否應該「專業化」背後的意義，不僅停留在政治溝通的層次，更牽涉政府如何處理國際事務的深層議題。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將英文視為「外語」，以及將涉及「外語」的事務以「翻譯」的角度處理。在台灣政府部門，此種思考的遺緒所在多有，也造成了許多奇怪現象。

II. 英文是「外語」？

在全球化與網路時代，擁有與來自世界各地人士溝通的語言，已經是職場乃至一般人必備的能力。之所以是英語，也是不得不然。舉例而言，在國際會議場合，雖然同步口譯使多語言的溝通成為可能，但在擬議條約的場合，則必須選擇單一語文記載文本：否則大家不在同一平台上思考，談判將無法進行。以聯合國架構下的多邊條約而言，雖然法定的官方語言有六種，但談判時幾乎無一例外的，都選擇以英文為草擬約文，談定後再由法律人員將英文定本譯為其他語文，供各國審定。為什麼呢？因為不可否認，英文是當前國際上最廣為通用的語文。想必很多人都有的類似經驗是：在日、韓友人出現在同一場合時，大家所選擇用來溝通的，恐怕還是英語，而不是任何這些鄰近國家的語言。

國際上如此，反觀台灣，公部門目前所使用的語文只有漢文。即使經常處理涉外事務的機關，各項簽稿也只能使用漢文。結果是對外談判明明用的是英文，回來的結果也必須轉換為漢文撰寫報告；內部討論與立場擬議也是用漢文，簽准後再轉換成英文出去談判。我聽說有的長官連電子郵件的通聯，也要求部屬譯成漢文上呈，再將核定的回覆譯成英文。就這樣來來去去，效率可想而知。我遇過最扯的例子，是機關拜託我撰擬首長致詞的英文稿，之後再拜託我為我自己擬的英文稿作漢文摘要，只為了方便公文上呈。政府各階級長官對英文使用之普遍缺乏信心，可見一斑。

國家人權報告的撰寫過程，也是一奇。依據政府既定政策，人權兩公約內國法化後，緊接的工作就是作成國家人權報告，模擬聯合國人權機構程序交由國際專家審查。既然以國際審查為目標，國家人權報告的英文版是如何作成的呢？不是政府各單位自己寫的，而是透過「翻譯」！過程是由各個部會，用漢文寫其業務相關部分的報告，再由法務部彙整，經審查會與地區公聽會後修改定稿，完成中文版報告，再整個交由外交部統籌「翻譯」事宜，時間只有三個月（由於字數過於龐大，是經公開招標由翻譯社進行）。最後，各機關代表再拿著譯稿，到國際審查會上向專家報告及詢答 。既然一開始就知道最終的目的是國際審查，長官們為什麼不能直接以英文同步進行相關工作，而是要拿著「譯稿」報告與答詢？

人權報告脫離不了現行國內法的規定，而由法務部統籌的全國法規資料庫中，雖已將許多法規加以英譯，但缺乏審查與統整，一個用語同時存在六、七種譯名的現象，不乏其例。試問，外籍人士要查詢或使用台灣的法規，如何不產生誤解？國內學者要使用這些素材作國際發表，經常還要先兼作大量的語文校訂工作，才能讓國際人士了解台灣法規的真意。

各位也許知道外交部有強大的「翻譯組」，但也許不知道外交部的聲明，也是先寫好中文定稿，再把中文稿翻譯為英文，而不是直接以英文撰寫的。各個語言都有自己的語法與邏輯，需要細心處理，若單純視為「翻譯」，有時意思會喪失（lost in translation），甚至陷入語病而不自知，致其他國家對台灣的權利聲明產生誤會。

以上都是將英語文的使用單純視為語言問題，以為用「翻譯」就可以解決國際溝通與訊息傳遞的例證。事實上，一種語言是一個世界。不用英文的語法與邏輯進行思考，是不會作出正確的英文，遑論好英文的。這也是為何我們周遭充斥著「台式英文」的原因；此時，「翻譯」越精準，給我們的是適應漢文思考後的「英文」，而非母語人士慣用的英文。相反的，看似偏離文本的，也許才是達意的詮釋。

III. 「專業化」是答案？

無可諱言，上述種種病症，卡在政府機關內部的語文使用能力。此環節若能進步，政府處理國際事務會更有效率，而國家整體的競爭力也會提昇。問題是，能力建構的路徑，是進一步「專業化」？還是鼓勵政府的從業人員自己拿起英文的專業，不斷磨練，即使一開始很艱辛？

我不否認，英文使用是門專業，而翻譯人員應受到尊重，包括好的待遇。但以現代國家效能治理的角度，這項專業應走向普及，讓長官能用英文批公文，外交部能用英文寫聲明，而非更加「專業化」，集中由少數人處理，甚至委外。最近關於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外包的爭議，即是兩種思考衝突的展現：當政府內部缺乏某項專業，解決的途徑是強化內部能力建構？還是委外，由專案辦公室約聘人員處理？當人權公約審查的本意，是督促政府落實各項人權保障，並在檢討與對話中，一次又一次檢視成效，將其委外，政府機關將喪失在過程學習的機會。此時即使英文報告準備得漂漂亮亮，拿來照本宣科，又有何意義？

這些就是我不能贊同批評蔡英文團隊「不尊重專業」的原因：首先，就政策溝通而言，團隊內部的人可能比任何口譯人員都要專業、有效率。更深層的是，當天的安排顯示該團隊有信心，由業務人員自己處理語言事務。這個方向是好的，也應該擴及到政府的其他層面。我們可以批評他們處理不好的地方，但不應否定他們的方向。相較而言，「不尊重專業」的批評，背後的思考是將英文視為「外語」，且僅能由特定的「專業」人士處理，進而否定普及化處理的企圖心。

台灣並不是個對英文友善的環境：學校裡教英文，但整體環境卻不鼓勵學生使用英文；英文教育從稚齡時，就被裹上濃厚的貴族色彩，至今仍是城鄉差距最大來源之一；大眾傳媒碰到英文直播，避之唯恐不及，因為預設閱聽人不會歡喜接受；過去將英文定為第二官方語言之議，也曾被攻擊為崇洋媚外、數典忘祖。透過「口譯哥」現象所引發的討論，也許是剝去菁英主義面紗，正視英文實用性，大步強化公部門英文能力的契機。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曾參與多項對外談判，並具備廣泛口筆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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