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解析》殭屍企業的軍備競賽，美國學者：中國經濟危機癥結何在？產能過剩有何解方？
對於中國經濟陷入停滯的黯淡局面，西方觀察者提出各種解釋和觀點。其中，包括中國持續的房地產危機、快速老化的高齡人口，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經濟管控和對疫情的極端反應。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員劉宗媛（Zongyuan Zoe Liu）在《外交事務》期刊發表一篇〈中國的真實經濟危機—為什麼北京不會放棄失敗的模式〉長篇論文指出，有一個更持久的驅動因素：幾十年來，工業生產掛帥的經濟政策，導致巨大的結構性產能過剩。
劉宗媛指出，多年來，北京的工業政策導致從原材料到電池和機器人等新興技術領域的過度投資，這使中國城市和企業背負了巨額的債務。劉宗媛的研究重點是國際政治經濟、全球金融市場、主權財富基金、關鍵供應鏈、發展金融、新興市場、能源和氣候變遷政策以及東亞與中東關係。劉博士的區域專長是東亞（特別是中國和日本）和中東（特別是海灣國家）。
劉宗媛在文中指出，在許多關鍵經濟部門，中國的產出遠超過自己和外國市場能夠吸收的水平。因此，中國經濟面臨著跌價、破產、工廠關閉和最終失業的風險。利潤減少迫使生產商進一步增加產量，並大幅折扣以產生現金來償還債務。隨著工廠被迫關閉和行業整合，倖存下的企業不一定是最有效率或最會盈利的，而是那些可獲得政府補貼和廉價融資的企業。
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這個問題也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不穩定因素。2023年12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警告說，過剩的中國生產造成「不可持續」的貿易失衡，並指責北京透過降價手段將中國貨傾銷到歐洲市場。2024年4月，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警告說，中國對鋼鐵、電動車和許多其他商品的過度投資，威脅全球經濟的「經濟脫節」。葉倫說：「中國現在實在太大了，世界其他地方無法吸收這麼巨大的產能。」
著重大量生產，忽視家庭消費
儘管北京強烈否認，但中國的工業政策幾十年來一直導致產能過剩的循環。在國內，政府指定的經濟優先部門的工廠常常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產品，以滿足地方和國家的政治目標。這部分源於長期以來的經濟規劃傳統，該傳統對工業生產和基礎設施發展給予極大重視，而幾乎忽視了家庭消費。
在中共的眼中，消費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干擾，威脅中國的核心經濟實力。根據中共的觀點，中國的經濟優勢來自於低消費和高儲蓄率，這會產生資本，該資本可以透過國家控制的銀行系統投入工業企業。這一系統還透過將中共的層級結構嵌入每個經濟部門來加強政治穩定。由於中國的過度膨脹的工業基礎依賴廉價融資來生存，商業菁英被緊密綁定，甚至服從黨的利益。在西方，「金錢影響政治」，但在中國則正好相反：「政治影響金錢」。中國經濟顯然需要在投資和消費之間找到新的平衡，但北京不太可能進行這種轉變，因為它依賴於從以生產為主的經濟政策中獲得的政治控制。
對於西方來說，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是一個長期挑戰，不能僅透過建立新的貿易壁壘來解決。習近平日益強調讓中國經濟自給自足，反而增加了過度生產的壓力。此外，美國華府試圖防止北京在關鍵領域向美國傾銷廉價商品，只會在美國經濟內部創造新的低效，即使北京將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轉移到其他國際市場上。
「共同富裕」社會運動，激勵地方競相投入
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核心，是地方政府承擔發展國家工業基地的責任。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透過對地方官員提供激勵，以將資本和補貼分配給優先行業。正如學者瑪麗·蓋拉赫（Mary Gallagher）所觀察，北京利用如「共同富裕」社會運動，來促進地方工業發展，這些結果被視為在黨內晉升的關鍵。因此，這些官員有強烈的激勵對優先行業中進行高槓桿的投資，而不管這些舉措是否可能獲利。
這一現象，促使中國地方政府採取風險高的融資做法。為了鼓勵地方的主動性，北京通常不提供融資，它給地方官員廣泛的自由，透過地方銀行資助優先行業的項目。中國基礎設施支出約30％來自這些投資工具。這種做法不但導致巨大的工業過剩產能，還使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達到了巨大的程度。根據《華爾街日報》調查，今年7月份，中國各地地方政府持有的帳外債務總額現已在7兆到11兆美元之間，其中最多有8000億美元面臨違約風險。
中國依賴地方政府實施工業政策的另一個問題是，這使得全國的城市在相同的行業中競爭，而不是發揮優勢互補。因此，在過去20多年裡，中國的各省——從西部的新疆到東部的上海，從北部的黑龍江到南部的海南——幾乎沒有進行協調，而是由省市和地方官員各自驅動。這種國內競爭導致了過剩產能和高水平的債務，即使在中國已經在全球市場上獲得主導地位的行業中也是如此。
每年，中國的工廠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板數量是全球需求的2倍。
以太陽能電池板為例。2010年，中國國務院宣布，包括太陽能在內的戰略新興產業應佔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5％。兩年內，中國34個省份中的31個已經將太陽能板產業指定為優先，半數中國城市已經在太陽能板產業中進行投資，超過100個中國城市已經建立太陽能光電工業園區。中國的光電產量超過國內需求，多餘的供應被出口到歐洲等地。到2013年，美國和歐盟對中國光電製造商徵收反傾銷關稅。到2022年，中國的安裝光電容量已經超過任何其他國家，這是因為其積極的可再生能源建設。隨著中國國內市場完全飽和，太陽能製造商已經開始將盡可能轉售到國際市場。
2023年8月，美國商務部發現，中國光電生產商正在將產品運往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進行小規模的加工程序，藉此避開美國的反傾銷關稅。中國的光電生產能力已經是全球需求的兩倍，預計到2025年將增長50％。這種極端的供應過剩使中國成品太陽能產業的利用率在2024年初跌至僅23％。儘管如此，這些工廠仍在運營，因為它們需要籌集現金以償還債務和覆蓋固定成本。
大量擴張低端產能，缺乏高端機器人
另一個例子是工業機器人，北京從2015年起將其列為「中國製造2025」戰略的一部分。當時，建立更強大的國內機器人產業有明確的理由：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買家，占全球銷售的約20％。該計劃似乎取得了驚人的成果。到2017年，中國至少有20個省市營運著800多家機器人公司、40個機器人工業園區。然而，這一舉國之力無法推進中國的機器人技術。為了達到北京雄心勃勃的生產目標，地方官員傾向於投資於可以迅速擴展的成熟技術。如今，中國在低端機器人領域擁有大量的過剩產能，但在需要本土智慧財產權的高端自主機器人領域仍然缺乏足夠的產能。
低端生產的過剩也困擾著中國其他科技行業。最新的例子是人工智能（AI），北京在最近兩個五年計劃中將其指定為優先行業。2019年8月，政府呼籲創建約20個人工智能「試點區」——這些研究園區有責任利用地方政府數據進行市場測試。目的是利用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兩大優勢：迅速建立實體基礎設施，從而支持人工智能公司和人才的集聚，以及政府在蒐集和分享個人數據上的限制。
從表面上看，中國在人工智能投資方面僅次於美國。但實際的人工智能研究質量，尤其是在生成性人工智能領域，受到政府審查和本土知識產權缺乏的影響。事實上，許多中國人工智能初創公司正在生產仍然依賴於西方開發的模型和硬體的產品。
雖然中國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與全球需求對接，以及進行政府支持的投資來推動行業增長，但這些做法阻礙了對高技術產業的發展。
首先，這種模式忽視了地方官員在指導經濟發展時的激勵：他們尋求短期成果，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資本，而不是長期可持續的增長。當地方政府被要求重複執行大量未經測試的或不成熟的技術時，它們的經濟模型會遭遇巨大風險。其次，這種做法促使中國的地區在同一領域進行無意義的競爭，這會加劇工業過剩並導致更高的債務水平。最終，無論是在太陽能板、工業機器人還是人工智能領域，中國的產業策略往往過於重視擴張速度，而忽視了能夠推動真正技術進步和行業優勢的關鍵要素，如創新和本土智慧財產權。
殭屍企業的競賽，「內卷」危機影響全球
矛盾的是，即使北京的產業政策目標在變化，許多驅動過剩產能的因素仍然存在。每當中國政府優先發展一個新領域時，地方政府的重複投資必然會引發激烈的國內競爭。企業和工廠爭相生產相同的產品，幾乎沒有利潤——這種現象在中國稱為「內卷」。企業不會試圖區分其產品，而是試圖通過快速擴大生產規模和參與激烈的價格戰來超越對手；改善企業管理或投資於研發的動力很小。同時，有限的內需迫使企業將多餘的庫存出口到海外，這些出口受到地緣政治和全球市場波動的影響。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衰退和貿易緊張局勢會阻礙出口增長，並加劇國內過剩產能的問題。
這些動態都促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依賴銀行貸款和地方政府支持的企業必須不斷生產以維持現金流。生產停止意味著現金流中斷，導致債權人要求還款。但隨著企業的生產增加，多餘的庫存增長和消費者價格進一步下降，使企業虧損加劇，需要更多來自地方政府和銀行的財政支持。隨著公司越來越深陷債務，償還債務的困難也加大，使它們更容易成為「殭屍企業」。隨著中國經濟的停滯，政府通過減稅和減免費用來刺激增長，但這也減少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同時社會服務支出和債務償還上升。換句話說，地方政府與其支持的企業之間緊密的財務關係創造了一波以債務為驅動的地方GDP增長，使經濟陷入了一個難以逆轉的「產能過剩陷阱」。
習近平在與美國進行激烈地緣政治競爭中，加大了中國實現技術自給自足的力度。在北京看來，只有通過進一步投資於戰略性行業，才能保護自己免受孤立或西方可能的經濟制裁。因此，中國政府專注於資助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性技術，近年來動員整個銀行系統，設立專項貸款計劃來支持優先領域的研究和創新。結果加深了過剩投資和生產的結構性問題。
例如，2021年，中國發展銀行創立一個專門針對科學技術創新和基礎研究的貸款計劃。截至2024年5月，該銀行已發放超過380億美元的貸款，支持關鍵的前沿行業，如半導體、清潔能源技術、生物技術和製藥。202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與幾個政府部門推出一個690億美元的再融資基金——以促進中國銀行對科學技術創新項目的新一輪大規模貸款。該計劃啟動不到2個月，全國約有421個工業設施被指定為「智能製造」示範工廠——這是一個模糊的標籤，指的是計劃將人工智慧融入製造過程的工廠。該計劃還宣布對超過1萬個省級數字車間和4500多家以人工智慧為重點的公司進行投資。
多年来，中國的產業政策傾向於將資源集中到已經成熟的企業；相比之下，政府在發展人工智能和其他先進技術方面的大規模努力，將財政資源與美國的風險投資方法相匹配。然而，中國的經濟規劃者也未能認識到，創新的真正驅動力是「破壞」。要真正促進這種創造力，企業家需要無拘無束地進入國內資本市場和私人資本，這樣的情況將削弱中國政府對商業菁英的控制。缺乏市場破壞的可能性，這些巨大的投資只會加劇中國的過剩產能問題。資金被引導到那些可以迅速擴張的產品中，迫使製造商過度生產，然後依靠國際市場上微薄的利潤來生存。
產能過剩的痛苦，中國政策制定者已警告
在一個又一個行業中，中國的過剩產能正在為美國和西方國家創造一個複雜的困境。最近幾個月，西方官員加強對北京經濟政策的批評。2024年5月，拜登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拉艾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在一次演講中警告說，中國的「政策驅動的產業過剩產能」——這是一種反市場行為的委婉說法——正在傷害全球經濟。她表示，中國通過實施「不公平地壓低資本、勞動和能源成本」的政策，並讓中國企業以「或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現在在電動車、電池、半導體等行業佔據了全球產能的巨大比例。因此，北京正在阻礙全球市場上的創新和競爭，威脅美國及其他地區的就業機會，並限制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建立供應鏈韌性的能力。
在2024年4月，七國集團（G7）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警告說，「中國的非市場政策和做法」導致「有害的過剩產能」。大量廉價的中國製造產品已經提高貿易緊張局勢。自2023年以來，包括越南和巴西在內的幾個政府已對中國展開反傾銷或反補貼調查，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美國和歐盟已對來自中國的各種進口商品，包括但不限於電動車，徵收了關稅。
北京的產業政策使中國各地城市和地區陷入債務困境。在面對日益增長的國際壓力時，習近平、黨刊和中國國家媒體一貫否認中國存在過剩產能問題。他們主張這些批評源於毫無根據的美國焦慮，並且中國的成本優勢不是補貼的產物，而是「企業的努力」，這些企業「受到了完全的市場競爭的塑造」。事實上，中國外交官堅持認為，在許多新興技術行業中，全球經濟面臨的更多是嚴重的產能短缺，而不是過剩。2024年5月，《人民日報》指責美國利用對過剩產能的誇大說法作為引入有害貿易壁壘的藉口，以遏制中國並壓制中國戰略行業的發展。
儘管如此，中國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分析師早已認識到這一問題。早在2005年12月，時任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就警告，鋼鐵和汽車等七個行業面臨嚴重的過剩產能問題。他將問題歸因於「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在近二十年來，北京已經發布了十幾項行政指導方針，以應對各行業的過剩產能問題，但成效有限。2024年3月，北京大學學者陸鋒指出了新能源車、電動車電池和舊型微晶片中的過剩產能問題。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F）估算，僅2023年中國的電池生產就等於全球總需求。隨著西方增加生產能力和中國電池製造商繼續擴大投資和生產，全球過剩供應問題在未來幾年可能會惡化。
陸鋒警告說，中國對這些行業的過度發展將迫使中國企業將產品傾銷至國際市場，並加劇中國與西方的貿易關係緊張。為了應對這個問題，他提出了一些中國政府已經嘗試過的措施——如刺激國內消費（投資和家庭消費）——以及許多經濟學家長期主張但北京尚未採取的措施，包括分離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以及改革再分配機制以利於家庭。然而，這些建議的解決方案並未根本解決困擾中國經濟的協調問題：地方政府在國家指定的優先領域中的重複投資。
中國應刺激民間消費，美國應透過WTO談判
事實上，習近平試圖動員國家的人民和資源，建立圍繞中國的技術和金融防護牆，這本身帶來了重大的後果。中國如果越來越與西方市場隔絕，可能會在與西方潛在對抗中損失更少，因此減少了降級的動力。只要中國仍然通過高價值、難以替代的商品與美國和歐洲緊密相連，西方將更有效地阻止中國採取擾亂市場的行動。中國和美國是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敵人；然而，對於美中貿易關係，舊話說得好「要把朋友留在身邊，把敵人放得更近一些」。
美國政府應該阻止北京建立能夠抵抗制裁的經濟防護長城。為此，下一屆政府應該促進聯盟，恢復受損的多邊機構，並創造新的相互依賴結構。一個好的起點是，在談判桌上制定更多政策，而不是僅僅徵收關稅。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中發動貿易戰，會加劇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導致人民幣貶值，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關稅的影響。
中國在貿易政策上可能比看起來更具靈活性。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升級以來，中國學者和官員探索幾種政策選擇，包括施加自願性出口限制、重新評估人民幣、促進國內消費、擴大外國直接投資以及投資於研發。中國學者還研究了1980年代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指出貿易緊張迫使成熟的日本行業，如汽車製造，進行升級並與西方競爭，這種做法對中國的電動車行業可能有啟示。
除了自願性出口限制外，北京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嘗試了幾種這些選擇。如果政府還實施自願性出口管制，它可以一舉三得：減少貿易和可能的政治緊張；迫使成熟行業整合並變得更加可持續；並幫助將製造能力轉移到國外，直接服務目標市場。
習近平正在試圖建立圍繞中國的技術和金融防護長城。
拜登政府對中國採取分階段的處理方式，專注於單一議題的談判。相比之下，中國政府更傾向於採取不同的方式，多項議題綁在一起談。華府應該保持對這種全面協議的開放性，並認識到，如果激勵發生變化，中國的領導層可能會突然改變策略，就像突然結束「清零政策」一樣。
華府還應考慮利用多邊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來促進與北京的談判。例如，中國可能同意自願放棄其在WTO的發展中國家地位，這使得指定國家在某些貿易爭端中獲得優惠待遇。它也可能被說服支持修訂WTO架構，以按行業而非整體經濟的基礎來確定一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這是美國和歐盟用來對中國徵收更高反傾銷關稅的標準。
習近平將自己視為一位變革性領導者，這與毛澤東有所關聯。這從習近平接待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時的禮遇，可見一斑。習近平認為，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不應該受到外部壓力影響，但他可能會願意在貿易問題上進行自願性調整。中國的許多商界菁英對與中美關係感到絕望，中國從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中獲益多於被排除在外。但如果華府堅持現有路徑，繼續走向美中貿易戰，恐將促使北京加大過剩產能的力度。從長遠來看，這對西方和中國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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