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新媒體／曹景珩

曹景珩（前電視媒體新聞部總監）

2020年5月17日，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東方衛視《雙城記》主持人、前鳳凰衛視資訊台副台長曹景行蒞臨廣東廣播電視臺，針對即將到來的5G技術浪潮，與同行分享了他對媒體融合的理解以及5G時代的媒體觀。

有了新媒體之後業態是另外一種東西

曹景珩：今天第一步，我是作結論。近20年來，我跟蹤新媒體，自己也嘗試新媒體。新媒體本身是不定型的東西。媒體貿然跳入新的海洋裡面去，未必是一個很好的做法；但完全不嘗試，不知道外面是什麼，那就一定會被淘汰。所以，動起來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20年互聯網帶來媒體發展，到現在，關於互聯網背景下的媒體形態，尚沒有任何結論，講不出規律，只是要求做，不斷地應對變化。專家只是知道現在的情況，至於未來怎麼變化，這真是一個全新的領域。有了新媒體之後，業態就是另外一種東西。

媒體融合是媒體基因的改變

曹景珩：2005年，出現了一個新的東西，Youtube；紮克伯格實際上是有點油的哈佛學生，去撩女孩，結果出現了facebook。Google收購Youtube直接花了15億美元，還花了5億美元清理版權侵犯問題。Youtube今天也是google最重要的管道之一。所以回過頭來看，2005年的時候新媒體的新模式都已經出現，但14年前，我們會不會覺得巨大的挑戰出現了？我們會用新媒體，後來也在上面抓東西，但是對它的顛覆性、野蠻成長、草根性，我們傳統媒體的人不放在眼裡，覺得就是玩兒。

電子遊戲，我們覺得不務正業。中國電影票房去年突破600億，都說是電影業復興，有多少萬塊螢幕、多少觀眾，但是電子遊戲產生的產值是電影的3倍，而且每年保持增長。騰訊季度報告出來，因為恢復了電子遊戲審批，騰訊遊戲收入嘩嘩上去了。

對新出現的東西，不熟悉或者忽略，意味著錯過機會。如果當時我們就融合，我們自己也會改變基因。媒體融合不是原來的媒體基因可以去玩兒的。

2005年之後，軍閥混戰各顯千秋，出現了BAT這樣的大企業，互聯網成為資本運作新的空間，風險資本大量進入。這種資本的進入本身也是非常混亂的狀態。2005年有個活動在杭州西湖邊上舉辦，就是馬雲每年搞的西湖論劍，把互聯網主要人物請過來，談論互聯網，主要人物來自四大門戶網站。那年請到了克林頓，馬雲把他請過來做主講。當時馬化騰坐在最邊上，沒人覺得騰訊會怎麼樣。另外請來Yahoo的創辦人楊致遠，他主要是來救馬雲，當時阿裡巴巴快完了，楊致遠帶來10億美元的投資。也因為楊致遠的進入，把孫正義帶過來了。所以在那個時候，如果沒有楊致遠，阿裡巴巴沒有前途。

為什麼說媒體融合是基因的融合？互聯網企業反覆運算的速度很快，與基因關係重大。2005年最大的互聯網公司就是Yahoo，當時Facebook和Google都還沒起來。但就是因為投資阿裡巴巴這件事，楊致遠被Yahoo股東趕走了。當時最發達的互聯網公司，認為阿裡巴巴不值得投資，很快他們把一半的股權送掉了。阿裡巴巴上市的時候，估價幾百個億，而現在，Yahoo沒有了，被收購了，2005年到2015年，僅十年時間，Yahoo沒了，去年全部結束。如果當時能夠把阿裡巴巴股份多保留，不至於這麼差。你看，誰能夠知道互聯網的變化。

而當時馬化騰的qq、微信突然弄起來了，他為什麼能成功，我們在他的成功中又能看到東西。南非有一個基金（Naspers——編者注），從李嘉誠小兒子手裡買到了騰訊。當時李澤楷整理資產，把不賺錢的清理掉，南非的基金覺得騰訊價錢便宜就買下來了，結果騰訊現在的錢很多部分到了南非那個機構裡去了。當時如果國家出點錢支撐下來不好嗎？用得上南非、用得上孫正義嗎？當時電腦行業裡最強的是柳傳志的聯想，只要弄幾十個億，就可以把阿裡巴巴和騰訊這兩家大公司變成以中國資本為主，為什麼不做？當年柳傳志去收購的是Thinkpad，現在筆記本業務可能成為聯想的包袱。互聯網就是這種快速反覆運算的狀態。

這幾年，BAT三大平臺建立之後，又出現了草根的、借助大資本的平臺，8億線民玩得不亦樂乎。媒體融合無非是傳統媒體要借助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力量，重新延續自己。為什麼？因為這些平臺你能玩兒，就是基因的問題，但是我們往往還是想把我們的傳統做法轉移到新的平臺。到了新媒體，尤其是大資料時代，要抓住特定人的特定心理。我們現在在轉型，我最看好的就是已經嘗試去做、特別是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兩邊都在做的。現在不是有沒有答案、怎麼解決的問題，是換包裝沒用，換地方、換平臺也沒用的問題。有些內容，在新老媒體都可以找到空間；但是更多的內容，有的傳統媒體上都沒人看的，放到新媒體上更玩完。

不斷嘗試方能實踐媒體融合

曹景珩：我們說的融媒體概念，它本來不是特別的、新的概念，技術上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從文字跳到電子、互聯網，我們介入之後進行傳播。媒體人就有這個特性，媒體的潛能不斷發展，你跟著嘗試，這樣你在這個過程當中能真正得到體會和經驗，然後把對這個媒體的感覺放到那個媒體上去。比如借鑒紙媒的評論員制度，鳳凰衛視建立了世界上可能唯一一個最龐大的全職評論員隊伍，其他電視臺一般是兼職的。我們評論首播，一天就是4小時評論，還加上重播若干小時。我們這個隊伍，都是從平面媒體過來的，沒有任何訓練，沒有說電視鏡頭語言表達應該怎麼做。上去，先做個嘉賓，感覺不錯，就開始上節目。媒體之間的這個角色轉換，實際上一直自己在玩的話，會感覺到不同的媒體之間是互通的。我不斷跳躍，任何轉換並不是什麼特別大的事情。你要去做，多種一起做，可以借助其他媒體的東西做出更好的呈現。

如何迎接5G時代

曹景珩：5G時代不會太遠，現在還沒到正式轉的時候。下一個機會也許是5G，但最大危機也許就是5G。轉不過去，生死存亡；轉得過去，無窮無盡好玩的東西等著你，我自己也在等待。從有互聯網開始，特別是手機時代，我感覺到真正的力量。

一開始，手機就是電話，就是1G。我第一次用手機是1997年，在香港不算早，而且我有點兒抗拒：“為什麼扛個東西在手邊？”但是後來有了諾基亞、索尼愛立信，當然就很方便了。1997年我在嘗試中天電視，鄧小平去世，我們24小時要保持聯繫，就開始依靠手機。

2G手機資料業務大約在2005年展現出影響。手機帶來的影響，我能直接感受到，跟我們原來熟悉的業務不一樣，很不相同的媒體形式出現了。我感受到了新的挑戰。

我做新聞有兩個重大體會。我在上海社科院做《世界經濟》，我寫論文，寫了給你看，我不管你看不看。我也為《世界經濟導報》寫東西，我認為好的、重要的，我就寫，報紙就發。但是我進入《亞洲週刊》後，第一次，我們總編輯在聊的時候，用英文詞說“UserFriendly”，friendly在這裡是親和的意思。香港媒體是市場導向的東西，每一個刊物都要有讀者、廣告商的支持，才能生存。“UserFriendly”很大程度改變了我的想法，我寫的這個東西需要有看頭。現在的標題党很自然，只是做過頭了，所有市場經濟中的媒體全是標題黨。劉長樂定的標題這麼好，叫《鏘鏘三人行》，這個題目你能想得到嗎？如果出品的東西大標題、小標題、圖片、圖示做得別人看不懂，你就別做；文字第一段抓不住讀者心理，你就失敗。根本沒人看的東西不叫新聞。

你要做媒體就是要傳播，傳播給誰？你說這個有用、重要，對，但需要讀者能接受，做不到這一點，你就是失敗的。你如果談5G時代，不從這個出發，一定被淘汰。別以為還有個工作、有個頭銜，一旦你不再傳播，你就不是媒體。

5G時代來臨，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如果不去做，那就都不知道，因為變化太快。傳統媒體，高成本的，在5G出來以後，怎麼弄？當時中移動買我們鳳凰的股票，我跟王建宙說：“我們能不能用手機做視頻直播？”他說技術可以，2.0不行，3.0可以，於是我們兩會都試，4G的時候，我直接用手機就可以了，但是和3G一樣，在大會堂裡面不行，在外面可以，畫面效果還是和海事衛星一樣，這樣就淘汰了海事衛星的應用。

每天世界上這麼多事情，做新聞我們只在新聞的角度，而網紅也是在做直播。5G時代，直播為主流，做重大新聞的直播，因此5G時代電視直播更普及。現在日本開發了8K的，我們新聞是不是還要拍了回來剪？是不是應該第一波就直播，下來的都是素材，而且直播不應該只是一個鏡頭，而應該以多通道拓展直播的範圍，提供更豐富的呈現效果。我們學校在做實踐，我們的學生直播東京運動會，計畫就是每人一個5G手機。平臺是相容性的，直播，同時可能有20-40個重大題材在這，我所有成本就是兩頭，選對人，懂得採訪，懂得拍，懂得現場評論，這樣一種傳播方式。第一線，最好是資深的、帶有知名度的。比如說里約熱內盧奧運的時候，上去的是白岩松，白岩松就是以直播的形式報奧運會，直播，多精彩！同一時刻可以有10個20個通道在表現奧運會。

親身經歷三次媒體變革

曹景珩：以前我還在紙媒的時候，我們是記錄稿子的，後來使用傳真機傳稿子，再後來電腦傳輸很慢，但可以傳圖片。電腦化是平面媒體時代我們看到的變化。我們當時感覺很多事情要轉換。1989年，在香港，所有報紙雜誌開始做電子化。北大方正的技術把全世界的排字房都掃除乾淨。很多工人、老師傅，比如遇到金庸的字，很潦草，他們能看懂，專門有師傅處理金庸的文字，壓紙、開鉛板，但很快的，電腦技術就把這個行業淘汰乾淨，有的老員工可能只能去當看更。當時我們感覺到的壓力，現在我們也感覺到。1993年我們請他們全部轉型，能轉的，留下來，不能轉的，那就轉行。

我是亞洲週刊第一個用中文輸入的，而我進鳳凰的時候是偶然進去的，原來做平面媒體的，進鳳凰打亂了我的退休計畫。以後做什麼？教書去，一邊在北京教書，一邊做鳳凰。我離開鳳凰是2009年。2005年的時候，我就說我不做下去了。為什麼要離開？互聯網剛剛起來的時候，是我們鳳凰最好的時候，也是衛星電視、各地衛視最風光的時候。2005年，我感受到web2.0的衝擊，感覺電視做不出更多的東西。至於大行其道十多年之久的真人秀節目，電視花了大價錢大本錢，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

後來我嘗試做電臺。從2008年起，我做了10年的電臺，到今年3月結束。中國的汽車業在發展，計程車司機、開車的會聽。2008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第一次把電視評論放到電臺的新聞評論當中，就是07:50-08:15這段時間的早評論，包括地方上的電臺，我做過30多家，每天10分鐘。電臺原本受眾老齡化嚴重，又上去了是因為汽車，一年3000萬台新增汽車，電臺收聽的人越來越多，中國之聲、北京交通台、浙江交通台、深圳交通台都是特別厲害。廣西交通台改成私家車頻道，當時也做得很好。但是最近兩年，廣播遇到新的重大問題。開車的、做滴滴的、聽路況的，都有自己的事兒做了。

離開鳳凰衛視，主要和東方衛視也包括廣東的幾個頻道合作。我在清華教了9年書，當然想換一下環境，因為我覺得沒法真正地把書教好。我從開始教就說，我們所有新聞學院教給學生的都是歷史，你們不會去重複我當時在電視、報紙的經驗。所有學的東西，作為基礎，知道過去我們做了什麼。學校裡面都有教新媒體的，但我自己是沒底的，新聞方面我是做過實踐的，有平面媒體，有電子媒體，有內地的感覺，也有境外的；但是在新媒體時代，沒做過的人，感覺哪有底氣說怎麼做，說不定很多學生比你更懂，這就是當時的現實。後來我們到上海外國語大學，每年選送20個學生去世界重大新聞事件的發生地，做3周實踐採訪，去年是G20阿根廷峰會，前年我們去了法國、泰國，還見證了美國的特朗普競選。

2014年開始，我更多地是參與各種媒體的實踐，包括電視，也包括互聯網媒體。我們在東方衛視，按照中央的要求增加了新聞節目，以評論員決策參與到主播，做港臺社會民生的《雙城記》，而且網上各種形式都在嘗試，視頻、音訊、文字都做，但現在抖音還沒開始玩（全體哄笑）。這是由於時間問題、團隊問題。快手、抖音，都是我們現在在關注的。

（圖片翻攝網絡示意圖）